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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社会效果内涵探析

2019/11/30 14:56:00 查看:1127次 来源:聂俊

  导言

  (一)选题的背景和思考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稳步推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司法体制改革平稳展开,公民的法治观念显著增强,法治中国新局面初步形成。在法治化进程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法律在社会实际运行中的效果并非尽如人意甚至某些与立法者的初衷产生较大疏离,这无疑会对法律的权威与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局。

  正是针对这一问题,法律的“社会效果”概念被提出,并且受到法学界的持续关注,甚至在20世纪末“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作为一种司法政策被提及与推广,此后,相关研究的热度持续走高,大多都是对两个效果统一的正当性的激烈讨论、对两个效果统一的实现路径的头脑风暴,一时间“社会效果”一词出现的频次居高不下,成为研究之热点。

  然而,经过仔细阅读相关文献,笔者发现,“社会效果”这一概念虽被频繁地作为法律实际运作中的衡量指标,但大多没有对其内涵进行分析与界定,只是将其作为与“法律效果”相对的概念,视为是“法律效果”之外的一切效果,笼统而模糊;甚至有些研究将“社会效果”简单地等同于“案结事了”、“服判息讼”,简单而片面。本文的选题正是基于对此问题的思考——法律的社会效果的概念如何界定,其内涵到底指什么,法律在运行中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如何看待这些社会效果等等。

  法律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效果也是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若只通过注重规范应用和逻辑推理的法律研究方式来探究法律的社会效果的内涵,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以法律研究法律的方法的局限,因此笔者以为,只有以一个社会学的视角,将法律置于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下,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思考与探究,才能用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去认识法律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带来的影响与改变,才能在此基础上全面探究与分析法律的社会效果的内涵,提升研究的科学性。

  (二)现有文献研究

  通过知网、万方等检索发现,在当前的众多文献资料中,出现了“法律”、“社会效果”等关键词的文章并不鲜见,但内容大都限于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司法政策的基础上,仅将“社会效果”作为与“法律效果”相对的概念,认为二者是司法裁判的二元目标,直接将社会效果归为法律效果外的诸多情况或者仅仅视为“案结事了”的代名词,并不深究到底什么是社会效果的内涵以及法律会产生哪些社会效果。从文章的讨论内容来看,大多的研究重点也只在于两个效果统一的正当性与实现路径探究,因而性质上多属于法律研究方法下偏法理的法学研究产物。

  作为一项司法政策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指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末。1998 年 11月 23 日,李国光法官(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的要求;1999年 11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民事案件质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要求在民事审判中要将“社会效果”作为具体的考量因素。随后李国光在《党建研究》1999 年第 12 期发表《坚持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一文对此进行具体阐述。[1]此后,法学界相关研究不绝如缕,对两个效果统一的观点褒贬不一。

  杨仁寿曾对裁判的社会效果进行界定:“社会效果是指法律作用于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或者说,是指法律所要求实现的社会统制目的”。[2]陈林林教授认为:“‘法律效果’就是最大化规则之治的优点与功能,以维系秩序与保障权利,‘社会效果’则是基于规则适用结果与最优道德判断的不一致性,要求适度返回法律背后的道德理由,平衡法律适用的社会效用”。[3]江必新认为:“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是紧密联系的一对概念,司法的社会效果问题实质是如何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社会效果是司法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并指出了在法律之内寻求司法的社会效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4]江国华认为:“社会效果代表社会之于正义的一般理解或判断,其要义有三:作为社会正义低度基准之‘案结’与‘事了’;作为社会正义低度基准之‘社会认同’;作为社会正义低度基准之‘伦理法则’”[5]等等。

  除了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一道作为司法裁判的二元目标的文献之外,有部分学者将对社会效果的探究通过对法律效率的分析进行,把法律效率的概念定义为法律的社会目标与法律作用的现实结果之间的比值,以此表示法律调整的现实结果与人们期望通过法律而实现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对比关系,且将法律调整人们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作为认定法律作用结果的主要依据;[6]也有学者用法律经济学的观点重点分析法律的经济效用,认为法律制度作为节省交易费用的工具,具有对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在进行制度—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设置有利于资源充分利用、效率最大可能发挥的制度,促进效率的提高。[7]可见这些研究的重点都在于具体法律运行的结果而没有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讨论其对社会过程及人们社会生活发生的作用和影响。

  有少部分学者的研究与本文中的社会效果的含义相接近,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对当今时代的可借鉴性相对较低。如林燕萍认为“法律的社会效果旨在考察法律如何由社会因素所决定又怎样反作用于社会的机制,以探寻解决各种法律问题的社会途径,使法律与社会体系之间相互适应,达到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这种研究首先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得到启发”。[8]方宏建则重点关注社会效果的评估,并认为其主要研究三方面内容: 一是客观的变化与影响,即可能导致的各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个人、群体、社区、制度等所能产生影响;二是主观的反应,即受法律影响的人们对导致的变化和影响所采取的态与行动;三是人们的态度与行动对于法律的实施和行动实施带来的变化所能发生的影响。[9]可见,两位学者将“社会效果”作为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进行分析与研讨,站在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虽然与本文有一定相似之处,但都没有从多方面探究法律的社会效果的内涵与体现,且发表时间过于悠久,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当今社会的现实状况。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本文将法律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相关概念的辨析中引入对法律社会效果的思考与界定,进而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探讨法律的社会效果,即静态的法律与动态的法律作用于社会的机制与影响分别是怎样的,进行社会效果内涵的探究分析,进一步思考如何使法律与社会体系相适应,以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社会生活。

  本文主要运用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包括社会学中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等理论,研究方法上也参考了社会学研究中的整体性研究方法和社会观察分析方法等,针对典型社会现象进行分析,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结合。

  一、 法律社会效果的相关概念辨析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同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现象。法律颁布之后,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存在,不再由立法者掌控,甚至执法者、司法者同样不能决定法律的实施状况与实际效果。法律经社会环境的过滤而发生实际效果,法律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通常从两方面来分析——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是指法律实施带来的直接的主客观结果,是法律实施过程中对法律自身产生的影响。比如法律规定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人们的遵守,法律的精神是否得到实现等。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应到法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庞德关于“行动中的法”的相关论述,“行动中的法”即研究法是如何被适用、遵守、违反或实施的,法是怎样影响人类行为的。在一定意义上,“行动中的法”就是“书本中的法律”实施后产生的实际结果,即法律效果。

  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多种关系组成并相互作用的复合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任何因素的变化发展都会对社会整体产生一定的反作用,进而影响社会整体的运行状况。法律作为社会的产物,在实际运行中对社会起着巨大的反作用。社会效果就是法律被付诸实践后对人们社会生活发生的影响,是在综合分析立法目的、预期结果、实际影响的基础上,对法律作用于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的评估,如是否利于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和是否能引领社会进步等等。

  要进一步探究法律的社会效果的内涵,还需要全面地分析其与相近概念——法律实效、法律实现等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对其概念进行界定。

  (一) 法律实效

  法律的社会效果与“法律实效”概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法律实效分析是法律实践逻辑探究的重要内容,关注社会现实与条文之间的现实差距,重视法律的运行过程与实施结果。瞿同祖曾说:“我们应该知道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是否有效,推行的程度如何,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如果只注重条文,而不注意实施情况,只能说是条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动的、功能的研究。”[10]在这一意义上,法律的社会效果与法律实效内容有相当的重合性与一致性。并且在某些学者的研究当中,法律实效正是通过法律实施结果的视角进行表现的。如郭宇昭将法律实效定义为两层含义:“一是将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权利义务转化为社会关系参加者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实际行为,使法律规范获得实现,这是法律实施的法律效果;二是法律的实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这是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法的实效是这两种效果的有机统一”。[11]

  由此可见,法律的社会效果是法律实效的一种切入的视角与重要衡量内容,二者内涵在一定程度上相重合。但是,法律实效更多地强调法律的形式与实践间的差距,体现二者的差异,因而其范围比法律的社会效果广泛的多,包括了法律运行、法律实现、法律效力等等多角度的比较,法律社会效果仅仅是其所包含的众多角度之一。

  (二) 法律实现

  法律实现是法律的规范转化成了人的实际行为,包括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功能、精神价值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得到实现。[12]因此,法律实现仅指法律的正面效果,是法律运行与实施后的理想状态。

  法律的社会效果与法律实现概念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二者都关注法律作用于社会的结果,但法律社会效果的外延则更加宽泛,不仅限于正面的社会效果,还包括负面的社会效果,甚至包括了中性的即不产生任何影响与改变的社会效果。

  可见理想的法律社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指法律实现,但社会效果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法律实现,其中负面的社会效果是尤为值得我们关注与进行原因分析的重点,是更好地实现法律的理想社会效果、达到法律实现的必由之路。

  二、 法律社会效果之多视角分析

  上文已述,本文意义上的“法律的社会效果”,就是指通过法律实践逻辑探究法律,在实际中法律的整体与各个环节对社会以及社会成员的作用结果,包括正面负面以及中性的实际影响。

  (一) 静态的视角

  1. 法律之于社会秩序

  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庞德认为,法律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尤其在是16世纪之后,法律已经取代道德和宗教,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从法律的阶级属性来看,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维系固有的统治秩序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就是法律与生俱来的责任与使命。

  在法律实际运行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中,稳定社会秩序是法律最为直接的社会效果之一。结合我国的法律实践来看:首先,法律通过对利益的调控定纷止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使得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日俱增,法律通过对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加以选择,对特定的利益予以承认或拒绝来平衡利益冲突,平定纠纷争议,维系基本的秩序格局;其次,法律通过规定权利与义务维持社会稳定。法律以权利义务的形式为人们提供了可为、应为、勿为的行为模式,将人们的行为可预期化,降低了潜在的风险,人们在规范内活动使得社会秩序稳定而坚实;最后,法律通过惩罚犯罪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针对越轨行为、违法行为,法律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制裁犯罪主体,发挥法律的强制作用,使得被打乱的社会秩序归于安定,同时震慑其他社会成员,保证法律规范得以自觉地被遵守。

  但单纯的秩序稳定并非总是良性社会效果的体现,一味地求稳而无视事实真相与法律精神,无疑将对社会整体产生负面影响。比如众多的冤假错案根源于维稳第一的政策与权力运作模式,为了息事宁人采用“命案必破”的错误观念与刑讯逼供的侦查手段,最终形成无辜者被冤枉而罪魁祸首逍遥法外的恶果。如佘祥林等人的遭遇就根源于片面追求破案率与社会稳定性的大局观,是法律不良社会效果的典型受害者。

  2. 法律之于社会系统

  法律的终极目标就是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通过对社会各领域起作用来影响整个社会系统。

  从经济角度看,经济分析法学的效益观认为法律制度是节省交易费用的工具,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促进效率的提高。并通过预防和解决交易中的问题与风险,保障当事人的交易安全,实现自由交易、公平竞争,推动经济的高效率高质量发展。但是也应该认识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中,法律移植的“水土不服”问题仍然存在,这无疑对经济的良性运行与效率提升有害而无益。

  从法律对文化的作用来看,法律与道德、习俗、宗教都是社会规范的表现形式,但法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因此,当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存在冲突之时,法律理应首先被遵循,以此解决道德等的分歧与主观性,使得人们的行为与评价相对统一而可预期。因此,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甚至改变固有的习俗、道德因素,从等级观念到平等观念的转变就是典型的表现。但有时,若法律背离习俗、违反道德,法律的积极效果也难以实现。比如美国的禁酒令、我国偏远地区闭塞的乡村中法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解决纠纷的功能,都说明了法律虽然可以作用于文化领域,但却不能脱离于文化因素“独善其身”。

  从公共利益角度看,法律通过公共事务的处理实现对公民利益的保障。首先,法律诸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社会救济法等法律,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解决,维护社会公平。其次,在自然环境等领域,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法规的完善对环境资源保护起到毋庸置疑的关键影响,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最后,在科教文卫等领域,法律同样是巨大的推动力,如国家通过将接受教育规定为一项义务,使得教育水平与居民受教育程度得到质的改变。可见,法律在公共事务领域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通过促进公共事务执行,实现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以及弱势群体的保障,提升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良性运行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二) 动态的视角

  法律从动态的角度分析,可以分为立法、执法、司法三大领域。因此对法律的社会效果的分析亦可以从此三个方面着手,动态地认识社会效果的内涵。

  1. 立法的社会效果

  立法即法律的制定,立法从源头上作用于社会生活并对其产生相应的影响。如我国仍存在大量农村地区属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这是我国长久以来的国情。现实中很多法律规定与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并不相符,内容上看与乡土社会的实际生活貌合神离,甚至有些存在矛盾之处。在这种立法状况下,乡土社会的人们通常不将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第一选择,法律存在有名无实;即使诉诸法律途径,法院也按照法律的规定公正地审判,亦无法取得契合实际令人满意的效果,反而使稳定的人际关系失衡不利于长远的相处与发展。

  再如针对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城乡二元体制,城乡经济、文化等差异依然较大的国情,许多立法考虑了城乡的差异。如交通事故的赔偿标准等法律文件的颁布施行,使得在同一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因城乡背景不同获得差额巨大的损害赔偿,这使得“同命不同价”现象引发社会各界持续而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这不利于实现公平正义,也有人认为这是从实际出发的权宜之策。此般立法一方面使得赔偿问题有标准可循,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心理层面上对法律公平的反思。

  可见,立法的社会效果虽然很难从各方面一一列举,但共同之处都是立法是否符合国情民意、是否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进而作用于社会后是否得到人们的遵守与信服,是否在实际上增强了法律的权威与公信力等等。

  2. 行政执法的社会效果

  在行政执法方面,我国已经达到了有法可依的条件,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譬如有一些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权力本位意识浓厚,重政治轻法律、重实体轻程序、以罚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普遍存在,这使得科学的立法在实际执行中的效果大打折扣。如有些执法人员借助舆论的力量以权压法,干预司法审判,为了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钓鱼执法”,以及某些“权力绑架司法”的现象使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法律的权威受到威胁。“命案必破”就是在维稳的巨大压力下的错误导向,片面追求破案率与稳定社会情绪,反而使得冤假错案频现,法律的惩恶扬善功能受挫,而对社会的良性运行产生负面影响。

  当然,行政执法过程中虽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磨灭良性的执法对社会发展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法治政府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执法的科学性、民主性与透明度,公民的监督与参与比重不断提升,权力运作日益规范化,法律因此得以落实实施,公民的利益与诉求得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此基础上得以更好地实现。

  3. 司法的社会效果

  司法是法律最为重要的一环,法律的社会效果主要体现为司法的社会效果。张忠斌曾对司法的社会效果作出一个较为严格的厘定:“司法的社会效果主要体现在司法对社会的推动和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认同性。即通过严格司法,使法的价值得以实现,在全社会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从而达到解决纠纷、稳定社会之目的,建立一种法律秩序”。[13]

  而在实际的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却大量存在着以“案结事了”为终极目标的审判,并将此等同于司法的社会效果而心安理得地进行追求。如季卫东先生认为,中国判决的实质正义的参照系是公议和舆论,判决的正当性要“过得乡场、过得官场”。[14]此外,和谐司法的指示也要求司法为人民服务,甚至群众的满意度被作为法官绩效的衡量指标。因此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得不衡量哪种裁决方式更能平息纷争、哪种判决对自己更有保障,哪方当事人的社会危害性更小等等,甚至考虑的比重超越了对事实与法律的衡量。此类判决与当事人法院闹事、诉诸媒体、借助舆论乃至恐吓法官的行为形成恶性循环,不断挑战法律的权威。但同时,不能因为存在着“舆论绑架司法”的危险就遏制舆论的发声。不久前备受关注的于欢案根据判决书载明的事实,入罪是没有问题的,问题主要在情节的认定和量刑上,笔者以为有些言论动辄说媒体偏颇、民众盲从的法律精英思维并不值得赞赏,因为民众以朴素的正义观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本就是言论自由的一方面,毕竟法律也是民众意志的体现,民众信服亦是法律产生良好社会效果的重要基础。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既要警惕“舆论绑架司法”的怪圈,又要充分倾听民众朴素正义观的表达,让法律在司法层面发挥出良性的社会效果。

  因此,司法的社会效果不是简单地服判息讼与案结事了,不是越过法律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更不是牺牲公平正义换来的息事宁人的效果。当今中国,法官守护法律、依法裁判才是实现司法良好社会效果的路径,只有坚守规则之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法律对社会的促进作用,让人民群众真正服判息讼相信法律权威,推动法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的社会效果。

  三、 结语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作为一种司法政策被提出后,相关研究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但大都在法理的层面上讨论两个效果统一的正当性问题,对何为法律的社会效果很少有文章进行探析。笔者正是对此进行了相关思考,并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进行梳理,从静态的法律、动态的法律两个大的角度入手,既将法律作用于社会秩序、作用于社会系统各层面的效果进行分析,又结合法律运行中立法、执法、司法等的关键环节细化地看待法律的社会效果,并将正面负面的影响都考虑在内,进而进行了关于如何减少与避免法律不良社会效果的发生的反思,得出在法律之内追求和谐稳定、发展进步的社会效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的社会效果的结论。此外,虽然法律的社会效果并不等同于司法的社会效果,但后者是前者的晴雨表,司法是法律实现最为关键的环节,司法社会效果的提升与优化将直接地促进法律良好社会效果的发挥,真正实现法律对社会系统各方面的促进作用,保护公民权益,促进公平正义,推动法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行,从而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1]论及该问题的司法文献见 1999年 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民事案件质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1999]231号);李国光:《中国民事行政审判的回顾与展望》,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4 页;李国光:《认清形势,统一认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开创民事审判工作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司法保障》(2000年12月9日)。

  [2]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三民书局1986版,第164页。

  [3]陈林林:《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载《求是学刊》2012年3月第39卷第2期。

  [4]江必新:《在法律之内寻求社会效果》,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

  [5]江国华:《审判的社会效果寓于其法律效果之中》,载《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6]胡卫星:《论法律效率》,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3期。

  [7]王晓娣,赵湘英:《试论法律的效率》,载《江西社会科学》《法学研究》2000年第12期。

  [8]林燕萍:《浅谈法律的社会效果》,载《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6期。

  [9]方宏建:《社会学应用:社会效果评估》,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10]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1]郭宇昭:《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12]郭星华:《法社会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页。

  [13]张忠斌:《关于司法的社会效果内涵之评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2月总第71期。

  [14]季卫东:《中国司法的思维方式及其文化特征》,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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