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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案例讨论民事纠纷中的敲诈勒索罪

2020/3/13 0:56:46 查看:997次 来源:上海申恒律师事务所

  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在主张其权利的过程中,使用了刑法所规定的胁迫手段,是否一定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呢?

  在实务中,敲诈勒索行为是否“事出有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嫌疑人有无基础民事权利的存在,关系到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并进一步关乎到罪与非罪的认定。我国刑法理论对有维权基础的纠纷采取的也是“无罪说”,即将此类行为归于民事纠纷领域来处理。

  下面本律师将结合一些案例,尝试分析不同民刑交叉领域的纠纷的裁判规则,以期解开相关实务方面的疑惑,相关案例在互联网上可找到:

  案例一(消费者领域):陈曙光敲诈勒索案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年第3辑(总第85辑)

  【基本案情】

  陈曙光发现自己的手机经常收到一些短信,点击或按提示拨打电话后就会产生话费。陈曙光通过10086进行投诉,发送该类短信的电信增值业务商(简称SP商)就主动打电话给陈曙光协商解决投诉事宜。在协商过程中,陈曙光以如果SP商没有诚意,将不断向移动公司及信息产业部投诉的意思表示来向SP商施压,之后,七家SP商均与陈曙光达成以给付高于所扣话费双倍以上的赔偿金方式,来解决陈曙光对他们的投诉,陈曙光共得赔偿款9900元。

  【案例要旨】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采取威胁胁迫方法获取高额赔偿款的行为属于维权过度,不应被认定敲诈勒索罪。

  【笔者评析】

  在消费维权领域,消费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采取的“胁迫”行为不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哪怕金额明显超过合理范围,这也是双方协商的结果。

  案例二(拆迁补偿领域):夏某理等人敲诈勒索案

  来源:《刑事审判参考》2008年第5集(总第64集)

  【基本案情】

  夏某理、夏某云、熊某等三人涉嫌以举报违规开发为手段向开发商及旅游公司索赔,并且获取了61万。

  【案例要旨】

  被告人夏某理、夏某云的索赔是基于在房屋拆迁、坟墓搬迁中享有一定的民事权利提出的,故认定三被告人具有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三被告人有罪。

  【笔者评析】

  本案的“要挟行为”所对应的加害手段并不存在,因为三被告人并不以此要挟,行权行为与此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本罪名是目的犯,而三被告的主观目的的认定需要结合相应民事基础权利分析,法律依据包括了《合同法》、《物权法》以及相关的拆迁法律法规。

  案例三(劳动领域):冉恒高敲诈勒索案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选》2019年第1辑(总第131辑)

  【基本案情】

  嫌疑人冉恒高以自己眼部疾病是在该公司工作时造成的为由,要求公司给予治疗和赔偿未果。后冉恒高采用到公司吵闹、砸毁公司财物及公司负责人张某某的汽车玻璃,持刀威胁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某,纠缠、威胁徐某某父母,发送“杀人放火”“准备给老板爸妈收尸”“给女儿买骨灰盒”等威胁、恐吓短信给张某某等手段索要钱财,另外还发送短信给张某某,以威胁张某某家人生命安全的方式索要人民币50万元。

  【案例要旨】

  双方即使存在真实性纠纷,行为人采用人身威胁、恶语恐吓等极端手段索取天价“赔偿款”,已超出纠纷处置合理边界,可以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笔者评析】

  当嫌疑人所主张的权益严重超出了合理范围,则非法占有的目的已可以推定。此时所要挟的加害行为如果是违法内容甚至是犯罪的话,构成敲诈勒索的可能性会很大。

  案例四(商事领域):沈光朗敲诈勒索再审改判无罪案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选》2019年第1辑(总第131辑)

  【基本案情】

  被告人沈光朗与被害人蔡某及贵联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和协议书,由沈光朗出任贵联公司及相关联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裁。由其带领团队实现企业公开上市,并约定成功后,贵联公司按集资额的5%和2%的现金分别给予被告人沈光朗及其管理团队一次性奖励。

  上市失败后,被害人蔡某与香港澳科控股有限公司经过谈判,达成股权买卖协议。收购贵联的公告发布后,被告人沈光朗为了向蔡某索要奖金,纠集马楠、陈治川、吕志东、邱仲珩、刘祥等人分别于2007年6月20日、8月10日、8月11日在深圳市北海渔村、深圳华侨海景酒店等处密谋,以贵联公司已成功上市为借口向被害人蔡某进行敲诈勒索。其间,被告人沈光朗采取了包括威胁、恐吓等勒索手段。被告人沈光朗还通过律师向被害人提出索要1.08亿港元的要求,并与被害人就数额进行谈判。

  【案例要旨】

  贵联集团有限公司虽然没有直接独立上市,但是通过与香港澳科控股公司的股权收购合作达到了上市募集资金的目的。沈光朗在得知贵联集团有限公司与香港澳科控股有限公司达成股权买卖协议后,依据《协议书》的约定向蔡某要求奖金,并委托律师与蔡某进行谈判。由此可见,沈光朗有合理理由认为其与贵联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合法债权债务关系。虽然沈光朗及其团队成员在主张奖金的过程中实施了一定的威胁、恐吓行为,但在案证据不能排除沈光朗行为的初衷是索要合法债权,不足以认定沈光朗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作者评析】

  1、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应该是委托合同纠纷,难点依然在民事权益的认定上,即“上市团队”的工作是否得到了相当的约定报酬。具体细分,其一需要查明上市筹备工作开展到哪个程度,其二需要查明上市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2、本案投递检举信的行为,因行为人无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无法构成敲诈勒索。至于信的内容是否失真以及给个人、公司带来的名誉损失,那是另一回事了。

  3、伪造企业、国家机关公文的事实因没有证据证明由本案嫌疑人指使而只能另案处理他人,占有小轿车的事实因存在合法交付行为而不能认定为犯罪。

  案例五(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王明雨敲诈勒索案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选》2008年第1辑(总第63辑)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明雨以语言相威胁,向被害人张爱华敲诈人民币300万元。同年10月16日11时许,被告人王明雨在丰台区左安门宾馆接受张爱华委托陆宏达送给其的人民币20万元后,被当场抓获。

  被告人王明雨及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王明雨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王明雨与被害人张爱华原系夫妻关系,2003年3月27日延庆法院判决二人离婚,但双方的共同财产并未分割。王明雨与张爱华在婚姻存续期间拥有数额巨大的财产,王明雨向张爱华数次要求分割,张爱华并未应允,王明雨只能采取了威胁方法要求张爱华答应给其部分财产,王明雨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案例要旨】

  以胁迫方式索取未必超出自己产权的财产行为,不应认定为敲诈勒索行为。

  【作者评析】

  本案是因离婚后财产分割所产生的纠纷,认定敲诈勒索行为应先明确产权关系。只有将民事权利义务缕清了,刑事责任才能分辨清楚。另外,本案涉及公司法、婚姻法相关的法律法规。

  案例六(承揽合同纠纷):邓传勇敲诈勒索案

  来源:《案例指导(2009年卷)》(总第2卷)

  【基本案情】

  被告人邓传勇与同乡王德刚系亲属。邓传勇在转承包王德刚承包的酒店拆除工程时,因结算工资问题与王德刚产生争议,遂于2008年7月7日将王德刚年仅4岁的女儿王云,从浙江省湖州市白雀乡垄山村租房中骗出带至云南省昆明市。在此期间,被告人邓传勇曾以王云生命安全相威胁,向王德刚索要其工资1万元以及与被害人王云在外开销0.21万元,实际得款0.46万元。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邓传勇的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

  【案例要旨】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

  【作者评析】

  敲诈勒索是侵犯财产权的犯罪,因此为索取合法债务而对被害人“胁迫”的,不认为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当然,在声索过程前、过程中,行为人的手段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单独对其定罪。在本案当中,法院对其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综上,敲诈勒索罪的本质是为了保护个体在私法上的财产权利,而当事人之间通过协商解决纠纷是最普遍的纠纷处理机制。公权力不应随意介入双方的协商过程。在相关实务当中,应当运用跨学科知识来判断案件,时刻关注民事基础权利的正当性,同时也要关注胁迫的加害行为的违法性,以更好的区分罪与非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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