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司法定性之辨

　　案情简介

　　2016年8月4日，朱某到某投资公司处理抵押借款纠纷，与该公司风控部经理即被告人刘某发生口角，朱某遂打电话给其丈夫即被害人骆某喊至该投资公司，声称受人欺负。

　　骆某到达该投资公司后，立即出言质问谁欺负了朱某，并径行推刘某胸口，刘某即用手将骆某推开。骆某随即逼向刘某，后二人互相揪在一起，均拳击对方。

　　过程中，骆某将刘某从大厅逼至茶水间墙边，并用拳击打刘某面部，刘某右手还击至骆某左侧胸部，双方揪打中倒地，骆某倒地后不醒人事。骆某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后经鉴定，骆某系因左侧胸壁钝性外力作用致左肺及左心室外侧壁损伤(轻微伤)，促使冠心病发作死亡。冠心病为主要原因，左侧胸壁钝性外力作用为次要原因。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被害人骆某具有过错，刘某符合自首条件，其明知出拳击打被害人的行为会造成被害人伤害的后果，仍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具有间接故意，刘某的先行行为与被害人骆某的死亡结果具有因果关系，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后，刘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问题的提出

　　本案中，主要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认定被告人行为的定性，即构成故意伤害犯罪还是构成过失犯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还是过失致人死亡。关键是要查明被告人主观上有无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其故意伤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后果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应当对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条件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全面分析。

　　问题的解决

　　一、刘某行为不符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构成要件

　　从法理角度出发，每一个罪名均有自己的特定性，厘清犯罪构成要件，是区分此罪与彼罪、是罪与非罪的有效方法。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犯罪是结果加重犯，根据现行立法模式，结果加重犯可以归纳为“基本的犯罪构成+严重结果+重于基本犯的加重刑罚”的罪刑结构。

　　(一)刘某行为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基本构成要件

　　首先，行为人必须满足故意伤害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即客观上必须有伤害行为，即侵害他人身体完整性或造成生理机能障碍，主观上必须有伤害故意。

　　从客观行为上，在区分故意伤害于一般殴打时，既要考虑行为是否人体组织造成了损害，也要考虑损害的程度。而，根据被害人骆某尸检报告，其仅一根肋骨骨折，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5.6.5条规定，肋骨骨折系轻微伤，达不到轻伤标准。因此，即便推定该伤害结果由刘某造成，也仅系一般殴打行为，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立案标准。

　　从主观故意上，刘锋不具有伤害故意。犯罪故意有两个构成要素：一是认识因素，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意志因素，即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而，刘某在本案中仅实施揪打行为，与被害人实施的侵害行为对等，未使用器械，也未明显超过被害人的暴力程度，即双方实施的行为仅具有一般生活意义上的相互揪打“故意”，而无直接伤害故意。

　　同一行为在一般场合实施，可能不会引起危害结果，由于特殊的环境或者被害人特殊的体质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本案中被害人的特殊体质，被告人是无法预料的，因此在一般性的殴打行为会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被告人是无法预计的，是出乎意料的。

　　(二)刘某行为对严重结果的发生未起直接作用或主要原因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认定，应当以故意伤害行为引起致人死亡严重危害结果的直接或主要原因，即行为在实施伤害行为时具有致人死亡的直接现实化危险。

　　而案涉《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认定，系因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患有特殊疾病，是引发死亡结果的主要原因;而，刘某的行为只是诱发了被害人的特殊疾病，进而导致死亡结果。

　　因此，刘某的行为只是众多原因中的间接、次要诱因，那么刘某主观上对死亡结果的预见可能性则大大降低，而且其客观上仅实施轻微暴力行为，故，对其罪责程度的认定也应大大降低。

　　(三)刘某行为不符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构成要件

　　根据现行立法模式，故意伤害犯罪分别为致人轻伤、重伤、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三种情形，危害结果依次加重，刑罚强度也呈现由轻到重的递进关系。

　　我国刑事法律对罪责的设定，并不仅仅单以危害结果大小设定，而是坚持“主客观一致”的综合考量设定原则。在故意伤害罪罪状中设定的法定刑依次加重，必然反映出故意伤害行为强度的逐步提升。

　　因此，基于对现行立法系统性解释的立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最高，其行为强度也应当为本罪之首，或者至少与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行为强度相当，而必然高于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行为强度。若仅根据危害结果的轻重而对行为人进行归责，明显具有客观归罪之嫌，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而本案中，根据上文所述，刘某仅仅与被害人相互实施拳击行为，在行为强度上根据司法鉴定，也仅造成被害人轻微伤。因此，刘某实施的行为强度客观上低于轻伤行为强度，远远低于重伤、致人死亡的重度加害行为强度，该行为不具有致人重伤、死亡的高度危险性，不符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犯罪构成要件。

　　二、刘某应当属于过失犯罪，而非故意犯罪

　　一般认为，过失犯罪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到危害结果，而没有预见;或者虽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但轻信可以避免。对于过失犯罪，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均是持完全反对态度。

　　综合本案双方实施的客观行为看，刘某与被害人相互殴打的行为，均属于一般殴打行为，双方暴力程度相当，相互之间未造成身体器官的严重损伤，不属于意图造成他人身体器官损伤的故意伤害行为;且，刘某始终辩称其没有伤害的动因，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更是完全出乎意料。

　　(一)从案件的起因看，刘某没有实施伤害行为、追求或放任伤害结果发生的动因。

　　双方互不相识，不存在积怨，系被害人与投资公司因债务纠纷，主动挑起并激化矛盾，刘某为维护单位正常工作秩序，双方发生相互揪打行为，主观上意图是平息矛盾，而非故意追求或放任被害人身体伤害的结果。

　　(二)从行为条件和行为方式考察，刘某具有“轻信”危害后果不会发生的现实条件。

　　本案系被害人主动挑起矛盾纠纷，在双方揪打中，互有拳击行为。被害人因身形高大，直接拳击刘某头部，而刘某因身形矮小，只能拳击被害人胸部，根据一般常识判断，对胸部拳击不足以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且根据司法鉴定，被害人胸部仅有轻微伤，即刘某拳击的暴力危险程度较小。

　　因此，即便推定刘某应当知道其出拳击打行为会造成伤害后果，但根据其出拳力度及直接造成的伤害程度，也应当认定其轻信能够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

　　(三)从对行为结果的态度考察，被害人发生死亡结果完全是违背刘某的主观意愿。

　　刘某在发现被害人倒地后，及时停止揪打并上前搀扶被害人，未继续实施殴打，并听从单位安排，如实向公安机关陈述事发经过，防止危害的扩大，尽量减少损害结果。

　　因此，被害人发生死亡结果完全是违背刘某的主观意愿，而非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三、小结

　　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对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在个案中难以清晰辨别时，应当在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下，结合个案特殊性及一般人的社会常情作出认定。

　　在一般争执或殴打中发生的致人死亡案件，行为人的行为尚未直接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的后果，其行为仅系次要、间接诱因，虽不能排除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基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具有现实的复杂因果关系，其死亡结果确系具有偶发性，对此情形认定为过失犯罪，更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心理预期，更能获得社会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