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死刑!为什么人贩子不能一律死刑?

2024/12/27 17:05:45 查看75次 来源:李迎律师

2024年12月19日贵州高院对余华英重审二审公开宣判,认定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一判决结果让网友大快人心。

余华英案始末
余华英,1963年12月29日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的一个普通家庭,排行老四,父母早逝,童年的余华英过得并不如意。1984年,21岁的余华英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生女。1992年,王加文因盗窃罪入狱,余华英母女失去生活来源。为寻生计余华英将女儿交给王加文哥嫂抚养,前往县城打工。
打工期间,余华英遇到了改变了她一生的男人龚显良,龚显良大余华英20岁,两人不仅成了情人关系还生了一个私生子。因无力抚养幼子且孩子非婚生,两人决定将这名男婴卖掉以换取钱财。这是余华英首次涉足拐卖儿童的行为,尝到甜头之后,便开启了她长达十多年的拐卖儿童之路。
从1993年开始,余华英伙同龚显良或丈夫王加文,在贵州、云南等地多次拐卖儿童。据查实,她在这一时期内共拐卖了17名儿童,这些儿童来自12个家庭,其中有5个家庭一次被拐走了两个孩子。部分孩子在被拐途中被遗弃,而其他的孩子则被贩卖到了河北省邯郸市等地。
2000年,余华英曾因涉嫌拐卖儿童被抓,但仅拘留两个月被释放。直到2004年,余华英与丈夫王加文在云南再次作案时被抓捕归案。此次,她和丈夫王加文隐瞒真实身份,分别使用假名“张芸”和“王伟”躲避侦查。最终两人被判犯拐卖儿童罪,各获刑八年。服刑期间,余华英先后获得两次减刑,于2009年提前出狱。
余华英再次落网得益于杨妞花的不懈努力。杨妞花是被余华英拐卖的一名女童,其生父母因女儿被拐双双郁郁而终。最终余华英案尘埃落定,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王加文犯拐卖儿童罪,判刑十六年半。龚显良已故不予刑事追究。
网友呼吁人贩子一律死刑
余华英案社会反响强烈,判决结果让人大快人心。但并非所有拐卖儿童罪罪犯都如余华英一般罪有应得。
另一起社会反响热烈的孙卓被拐案中,罪犯吴飞龙仅判刑五年另网友唏嘘。因无证据证明吴飞龙有拐骗儿童来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只能定罪拐骗儿童罪。拐卖与拐骗虽然一字之差,但量刑天差地别,拐骗最高量刑仅五年。因此吴飞龙虽直接导致两个家庭骨肉分离十余年,但最终判刑五年。
这样的结果不仅受害人家属不能接受,网友也愤懑不平。无论是拐卖还是拐骗,对于受害人家属带来的伤害都是一样的。不少网友认为,人贩子就该一律死刑。
为何人贩子不能一律死刑?
人贩子没有被一律判处死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法律原则、社会影响以及实际操作层面的考量。根据中国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处罚已经非常严厉,但并未采取“一律死刑”的极端措施。以下是几个关键点:

  • 法律原则与公正性

罪刑相适应原则: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意味着刑罚应当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匹配,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如果对所有人贩子都适用死刑,则违反了这一基本原则,可能导致量刑过于严苛而不公平。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父母因经济困难而自愿将孩子交给他人抚养的情况,这些人贩子的行为性质相对较轻。
防止过度惩罚:一些专家指出,“一律死刑”不仅不符合“罪刑相当”的原则,还可能促使犯罪分子更加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反正都是死”,从而采取更极端或暴力的方式行事,增加案件复杂性和解决难度。

  • 社会效果与预防犯罪

震慑力有限:有研究表明,死刑并不能有效遏制特定类型的犯罪活动。即使是对故意杀人这样的严重罪行,死刑的存在也未能完全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因此,简单地提高刑罚等级未必能显著减少拐卖人口的现象。
鼓励自首与合作:当存在较宽泛的量刑空间时,犯罪分子更有可能选择自首或配合警方调查,有助于更快找到受害者并减轻其伤害。相反,“一律死刑”的政策可能会让犯罪分子感到绝望,进而拒绝承认错误或提供有用信息。

  • 实际执行问题

证据收集困难:在许多拐卖案件中,由于时间跨度长、证人难以找到等原因,获取充分且确凿的证据存在一定挑战。如果法律规定所有案件必须判处死刑,则会加大司法机关的压力,并可能导致无辜者受到不公正待遇。
国际趋势:全球范围内正在逐渐减少和废除死刑的应用范围,中国也在顺应这一潮流,逐步缩小死刑适用范围。在这种背景下,维持现有较为灵活的量刑体系既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也有利于维护国家形象。

  • 立法与公众意见平衡

立法谨慎性:尽管民意强烈要求加重对人贩子的惩罚力度,但立法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保法律法规既能反映民众意愿又能保持科学合理性。此外,还需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避免出现一刀切式的解决方案。
买卖同罪争议:除了讨论如何处理人贩子外,关于是否应该加强对买家的处罚力度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认为,只有同时严厉打击买方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也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影响解救受害者的效率。
综上所述,虽然人们对拐卖人口行为深恶痛绝,并希望通过最严厉的手段来打击这种犯罪,但从长远来看,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加强执法力度、提高公众意识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同时,保留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让司法系统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现实情况,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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