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主题是发布《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及相关犯罪典型案例，《意见》对帮信罪办案标准做了一定的调整，尤其在“两卡”犯罪认定、主观明知判断和宽严政策区分上变化明显。这里结合新旧规则的核心差异，整理出以下关键变化点：

一、涉“两卡”犯罪的“情节严重”标准调整
1. 电话卡犯罪门槛统一并收紧
旧标准：仅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电话卡20张以上属于“情节严重”。
新标准：不再区分“他人”或“本人”，只要收购、出售、出租电话卡累计达20张以上，即认定为“情节严重”。  
意义：堵住了过去利用“本人办卡后出售”规避刑责的漏洞，打击范围明显扩大。

2. 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标准进一步细化
旧标准：出售、出租本人账户且流水金额达标即可能入罪，未明确账户数量下限。
新标准：明确要求同时满足两项条件：  

出售、出租本人3个以上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  
账户流入资金30万元以上（总计）。  
意义：避免小额单账户行为被不当入罪，但也强化了对职业化“卡农”的打击精准度。

新旧标准对比表：

二、主观“明知”认定规则的扩充
新《意见》在2019年司法解释列明的7种“明知”情形基础上，新增3种可推定为“明知”的情形，降低了对行为人主观意图的证明难度：  
1. 提供特定犯罪工具：如批量插卡设备、虚拟拨号软件或改号工具；  
2. 被限制后仍继续行为：因异常交易被银行/运营商暂停服务后，继续提供账户或服务；  
3. 事先准备“反侦查话术”：例如预先演练应对警方询问的应答口径。  
实务影响：公诉机关在指控“明知”时有了更具体的依据，尤其是针对职业化、有反侦查意识的团伙。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
新规对涉案人员的处理不再“一刀切”，而是明确区分责任层级：  
从重处罚对象：职业化团伙、跨境犯罪组织者、骨干成员，以及利用AI等新技术犯罪者；  
从宽处理对象：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被胁迫参与者等末端人员。若情节轻微可不起诉或免刑，非罪化处理比例将提高。  
典型案例参考：上海闵行区检察院仅起诉组织学生办卡的“卡头”高某，对其余涉案学生不起诉，体现“惩首恶、教育从犯”的导向。

四、避免客观归罪：强化主客观一致原则

新规特别强调，在“两卡”案件中，不能仅因行为符合“情节严重”就定罪，必须同时查证两项核心要件：  
1. 被帮助对象（上游犯罪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如诈骗金额达标）；  
2. 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对方从事犯罪活动。  
意义：防止因流水或卡量达标就“客观归罪”，要求司法环节更注重全链条证据审查。

五、综合治理与行刑衔接强化
新规不再局限于刑事打击，更要求建立“前端预防+后端惩戒”体系：  
对行业“内鬼”：金融机构、电信企业人员涉案的，可适用“职业禁止”；  
对未成年人/学生：不起诉后需移送学校纪律处分，并强制家庭教育指导；  
跨部门协作：法院、检察院需向金融、电信、教育部门发送司法建议，推动源头治理。

此次修订直指实务痛点：一方面通过量化标准细化（如电话卡20张、银行账户3个）统一裁判尺度，减少同案不同判；另一方面通过主观推定扩张与分层惩处机制，兼顾对黑灰产“全链条打击”和对弱势参与者的矫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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