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位嫌疑人被带走后，家人焦急万分，却不知道他是否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种焦虑的背后，是现实中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现实。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这类问题难以杜绝，以及《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为何被视为关键转折点。
沉默权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一名嫌疑人被带到办案机关，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他想保持沉默，却被要求“如实回答”。这看似简单的对话，实则涉及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一项核心矛盾——“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0条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这是立法上的重大进步，赋予了嫌疑人拒绝回答的权利。然而，《刑事诉讼法》第118条又规定了“如实回答义务”，这就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一个尴尬局面：一方面强调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又要求配合调查。这种制度设计不仅削弱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际效力，还可能让嫌疑人陷入被动。
如果我们将这一原则比作一座房子的地基，“如实回答义务”就相当于在地基上打洞。基础不牢，房子自然摇摇欲坠。因此，建议删除“如实回答义务”规定，并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单设一条，明确赋予嫌疑人拒绝回答的权利。这不仅是对国际标准的接轨，也是落实我国履行《禁止酷刑公约》义务的重要一步。
律师在场权：一道防线
再设想一个情境：一位嫌疑人被单独关押，没有律师陪同，面对高强度的审讯压力，最终被迫承认了自己并未犯下的罪行。这种情况并非虚构，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为了防止类似悲剧发生，我们需要建立“律师在场权”。
律师在场权，是指在讯问过程中，律师有权在场观察和监督。这一制度在许多法治国家早已成熟，例如美国通过“米兰达规则”要求警察必须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并要求律师在场。而在中国，尽管已有值班律师制度，但其作用更多体现在“见证人化”而非真正参与讯问过程。
我们应当借鉴域外经验，赋予律师在讯问时的消极在场权，即允许律师在场，但不能打断讯问流程。同时，应配套完善值班律师机制，比如安排24小时常驻看守所，提高补贴标准，以确保律师资源充足、到位。有了律师的监督，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空间就会大大缩小。
录音录像全覆盖：技术赋能正义
如果说律师在场是一道“人为屏障”，那么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就是一道“技术防线”。当前，《刑事诉讼法》仅要求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等重大案件进行录音录像，但对于普通刑事案件并无强制性规定。这意味着，很多轻罪案件中的嫌疑人仍然面临遭受刑讯逼供的风险。
实践表明，录音录像具有震慑和监督双重功能。一旦发现录音录像资料与讯问笔录不一致，便可直接排除非法证据。此外，对于设备损坏的情况，也应明确规定：在设备维修前，不得开展讯问活动。这些细节的完善，有助于从源头上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
更重要的是，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应包括录音录像资料。只有查看了完整的讯问记录，才能发现其中的问题，提出有效的抗辩线索。可以说，录音录像的全面实施，是推动司法公正的关键一环。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