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在公司工作的朋友可能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因为“老板的事”而陷入刑事案件。前段时间，我接触到一个典型的贷款诈骗案，就有一名员工在全然不知全貌的情况下，被卷入其中。案件走到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时，我们才介入。可惜，很多本可以提前做的工作，那时已经错过了。
案件的症结：早期口供被突破
在这个案子里，老板为了申请一笔金额不小的贷款，用虚高的抵押物作担保，还向银行人员行贿。贷款无法归还后，老板被认定涉嫌诈骗。而这名员工，只因参与了一些造假环节并收取了好处费，就被认定为共犯。
问题出在案件最初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阶段。虽然看守所已经能满足侦查条件，但却被安排在更远的地方。这一步并非偶然，很多时候，其目的是为了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尽快突破口供。结果，这名员工在没有律师辅导的情况下，轻易说出了“老板成立公司就是为了骗贷款”这样的话。这样的表述，一旦写进了笔录，再想翻转，就十分困难。
在刑事辩护中，口供就像第一块落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旦方向错了，后续证据、侦查结论、检察院的指控，都会顺着这个方向铺陈下去。所以，早期律师介入的价值，在于确保每一句话都精准反映当事人的真实知情范围，避免“被引导”作出不利陈述。
但这只是表面症结，更深层的难点在于——员工是否真的构成与老板同等的诈骗罪？
共犯还是从犯？辩护的关键突破口
刚才提到的“是否构成共犯”，其实是这类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在我的经验中，很多员工在参与造假行为时，只知道执行部分指令，比如准备材料、签个字，甚至只是配合银行沟通。他们未必了解老板的全部计划，也不一定意识到老板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贷款。
法律对共犯的认定，不仅要看参与行为，还要看是否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这也意味着，如果员工只是部分参与，且并不知情全部犯罪计划，那么就可能从“共犯”认定下降为“从犯”甚至被排除在主罪之外。
在办理此案时，我和团队在阅卷后发现，员工对老板是否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并不清楚。他的口供之所以显得“全盘知情”，很可能是由于在讯问中被引导下做出的笼统承认。因此，我们调取了同步录音录像，试图查明讯问过程是否存在诱导成分，为后续辩护提供基础。
这就回到了我反复强调的一点——辩护方向不仅在于“减轻量刑”，更在于“精准定罪”。如果能在主罪认定上与老板区分开来，那么整个案件走向都可能不同。
后期补救与策略选择
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即便介入较晚，还是有补救的空间。第一步，是对所有口供、证据进行交叉核对，找出与事实不符的部分，再结合录音录像，质疑这些内容的有效性。第二步，是围绕“实行过限”这一概念，证明员工的行为实际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范围，从而降低其法律责任等级。第三步，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推动更换罪名，以争取更轻的处理方式，比如从主犯降为从犯，主动认罪认罚来换取相对宽大的量刑。
对家属来说，一旦亲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应尽快联系有实战经验的律师介入，在关键取证阶段把好口供关。在我办理过的类似案件里，早一步介入，往往就能多争取到一个有利的辩护点。
总结一下，这类员工卷入贷款诈骗案的关键风险，往往不在案情本身，而在早期口供和主观故意的界定上。只要还没有开庭，就还存在调整方向的机会。当然，越早启动辩护，能走的路就越多。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