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危险的法律误区
最近接待了几位当事人的咨询，情况很相似：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因为涉嫌诈骗身陷囹圄，而诈骗的对象，清一色是日本人。当我问及案发缘由时，不止一位家属脱口而出：“叶律师，我们骗的是日本人，又没骗自己人，这怎么能算犯罪呢？”
说实话，每次听到这样的疑问，我的心情都很复杂。一方面，我理解这种基于朴素情感产生的认知偏差；另一方面，我必须清晰地指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法律误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诈骗罪保护的是公私财物所有权，这个“财物”可没有国籍之分。只要行为发生在我国境内，或者对我国公民、社会秩序产生了影响，司法机关就有管辖权。把一个日本人的钱骗到手，和把一个中国人的钱骗到手，在刑法评价上，本质并无区别。认为“骗外国人没事”，就像认为在无人看见的十字路口闯红灯不违法一样，是对法律边界的严重误判。
法律是一张平等、冷静的网。它不会因为受害者的身份，就去改变罪与非罪的定性。这个道理，很多当事人直到戴上手铐的那一刻，才恍然大悟。
取保候审背后的“情理考量”
那么，为什么近期这类案件中，确实有部分当事人被办案机关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呢？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也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司法实践中，除了冰冷的法条，还有没有“情理”的容身之地？
答案是，有的。而这种考量，恰恰体现在“主观恶性”的评估上。前阵子办的一个案子，当事人是位年轻人，他在接受调查时坦言，自己最初是带着一种扭曲的“爱国”情绪参与其中的，觉得是在“惩戒”。办案人员在笔录里也记录了他的这种心态。请注意，这绝不意味着他的行为合法，而是说，这种动机与纯粹为了个人享乐、贪婪无度地去诈骗本国老人养老钱的动机，在司法者眼中，其“恶性”程度是存在差异的。
我们常说的“罪大恶极”，“恶极”指的就是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极大。在这类案件中，办案机关同意取保候审，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当事人的行为固然涉嫌犯罪，必须依法处理，但其主观上可能并非十恶不赦，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相对较低。取保候审的可行性，从来不只是看罪名，更要综合考量案件情节、社会危害性，尤其是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和一贯表现。这就像一个天平，一边是行为的违法性，另一边是行为人的可塑性，办案机关在中间寻找一个符合法律精神的平衡点。
这给了我，以及我的团队，进行有效辩护的宝贵空间。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反驳指控，更多时候是向办案机关、检察官、法官清晰地呈现这个“人”——他的动机、他的认知局限、他事后真诚的悔过。法律是理性的，但执行法律的人，可以理解复杂的人性。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天傍晚，一位取保出来的年轻人坐在我对面，他说：“叶律师，我现在知道了，爱国有很多种方式，但犯法绝不是其中一种。” 他的话让我沉思良久。
作为律师，我见惯了各种由头引发的案件。爱国热情值得尊重，但任何高尚的情感，一旦被引入违法犯罪的歧途，就立刻变了质，最终承受苦果的，只能是当事人自己和他们的家庭。法律不会为“爱国”诈骗开绿灯，但会在制裁违法行为时，聆听行为背后的故事，并据此作出更精细、更符合“情理法”的裁量。
因此，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面临类似处境，请务必清醒：第一步，是彻底抛弃“骗外国人无罪”的幻想，正视问题的严重性。第二步，则是与律师充分沟通，整理一切可以反映主观状态、日常表现、事后弥补行为的证据与线索。在法律的框架内，将那些复杂的、可能被误解的“情理”因素，有条理地呈现出来，这才是争取最优处理结果的正途。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