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北方某城市服刑已满三年的当事人，托家属辗转找到我。电话里，家属的声音带着压抑了三年的期盼与迷茫：“叶律师，他是因为诈骗近八万元进去的，当时没钱赔，也没拿到对方的谅解书。现在在里面表现一直很好，我们想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争取到缓刑？” 这个问题，我几乎每周都会听到。很多当事人和家属都卡在了“谅解书”这个看似无法逾越的门槛上，觉得没有它，一切努力都失去了意义。今天，我就想聊聊，当“谅解”这条最宽的路看似被堵死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谅解书”为什么是“黄金通行证”？
很多当事人会问，我认罪了，也愿意接受惩罚，为什么法官还要那么看重一张纸？ 这让我想起处理过的一个盗窃案。一位当事人，涉案金额数万元，庭审前他的家属东拼西凑把钱退赔了，也多次诚恳地去向被害人道歉。最后，当那份谅解书交到法官手里时，整个庭审的氛围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法官在评议时，会重点考量这份谅解背后所体现的社会矛盾化解程度。 道理其实很简单。法院判案，不仅要惩治犯罪，更要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一份真挚的谅解，是法官判断“此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适用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最直观证据。它像一份强有力的背书，告诉法官：这个错误带来的裂痕，当事人已经在尽力弥补了。所以，在盗窃、诈骗这类侵财类案件中，谅解书几乎是争取缓刑的“黄金通行证”。没有它，就像登山没带专业装备，难度陡增。 但，没有这张通行证，山就一定爬不上去了吗？倒也未必。
除了谅解，你手里还有哪些“加分项”？
坦白说，遇到完全没有谅解情节的案件，作为律师，我们的工作会变得像在沙地上建房，必须寻找其他足够坚实的基石。 这时，我们就要把案卷翻得更细，把当事人的情况摸得更透。法官在考量是否适用缓刑时，是一个综合评判的过程。除了退赔谅解，法律还明确列举了诸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这些就是我们重点挖掘的“加分项”。 首先，看案件本身是否存在法定从宽情节。比如，当事人是否构成从犯？在整个诈骗环节中，他的作用、地位如何？是否受他人指使或雇佣？如果能有证据证明其处于次要、辅助地位，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再比如，有没有自首、立功？哪怕是到案后如实供述（坦白），也是法定的从轻情节。很多当事人直到庭审，都没意识到自己某些配合调查的行为，可能对量刑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看当事人的个人情况。是否是初犯、偶犯？平时的社会表现、一贯品行如何？这些都会形成法官的“内心确信”。如果是在校学生、未成年人，或者是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法律则有更明确的倾向性保护规定。此外，是否有稳定的家庭、固定的工作，这些“社会支持系统”的强度，也是法官判断其适用缓刑后是否会再犯、能否顺利回归社会的重要参考。 我记得前年办过一个外省某市的案子，当事人也没有拿到谅解。但我们通过反复阅卷和多次会见，梳理出他在共同犯罪中听命行事、获利极少的证据，并结合他家庭困难但一贯孝顺长辈的品行证据，在法庭上做了充分的呈现。虽然过程艰难，但最终为他争取到了罪轻的判决。 说到底，争取缓刑，尤其是在缺乏谅解的情况下，是一场“综合实力”的较量。它考验的是，我们能否用一组扎实的、多元的从轻情节，去说服法官：即使社会矛盾未能完全弥合，但这个人的人身危险性较低，值得给予一个在社会中改造的机会。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没有谅解书，争取缓刑的路确实更窄、更陡。但它并非一条绝路。关键在于，不能只盯着缺失的那一项而灰心，而是要冷静下来，和你的律师一起，系统地盘点你手中握有的全部“筹码”，把每一项可能影响判决的细节都放大、做实。法律是严谨的，但法官也是人，他们会综合全案证据和情节做出裁量。在看似不利的局面下，专业的辩护，往往就是帮助当事人找到那束照进缝隙的光。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