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当事人在听到我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时，反应都特别相似：“叶律师，我真的没拿钱，为什么还要我承认拿了？还要我退？” 这让我想起昨天刚收到判决书的一个案子。当事人张先生，他因为把自己的游戏账号借给别人用于网络赌博，卷入了开设赌场案。从被带到宣判，他始终坚持一个观点：账号是借的，自己没拿过一分钱好处。这个案子，我们最终通过沟通，退了当事人自己使用账号时获得的几千元收益，为他争取到了减刑三个月的结果。 说实话，刚接触这个案子时，我也仔细核对了每一笔流水。从账面上看，确实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把账号“出租”并收取了租金。如果僵持在“我绝对没获利”这个点上，庭审就会走入一条死胡同。
“我没赚钱”为什么成了绊脚石？
在法庭上，当事人说“我没获利”，往往出于最朴素的认知：我没收别人的钱，我就不算“挣钱”。但法律评价一个行为，尤其是共同犯罪或帮助行为时，视角要复杂得多。
像张先生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供卡”或“提供账户”型帮助。司法机关在认定时，关注的不仅仅是“租借费”，而是你这个行为对赌博活动起到的客观帮助作用，以及你本人是否从赌博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了利益。哪怕这个利益，仅仅是你自己用这个账号参与赌博时“赢”来的，它也被视为你从整个赌博犯罪活动中获取的“违法所得”。
所以，当当事人斩钉截铁地说“我没获利”时，在法官看来，可能关闭了一扇重要的沟通窗口。因为“退赃退赔”是法定的、重要的从宽处罚情节。它代表着悔罪态度和对社会秩序的修复。如果你坚称“无赃可退”，那么法官即使内心觉得刑期有商榷空间，也缺乏一个有力的、成文的理由来为你下调刑罚。这就像你想过河，却自己拒绝搭桥。
很多朋友会担心，承认了这一点，会不会把自己“坐实”了？这里的关键在于专业辨析。我们所说的“获利”，是法律事实层面的讨论，是基于现有证据（比如账户流水显示当事人自己参赌赢钱）可以推导出的事实，而非当事人凭空承认一个不存在的“罪行”。
律师的“翻译”：把困境变成沟通的桥梁
我的工作，很多时候就像在做“翻译”。把当事人朴素但可能不准确的说法，“翻译”成法律上能够识别、能够讨论的情节；同时，也把冷冰冰的法条和司法逻辑，“翻译”成当事人和家属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应对策略。
在张先生的案子里，我的“翻译”是这样的：我向法官坦诚，经核对，当事人虽然出借账号未直接收取费用，但其本人使用该账号进行赌博，确实获得了数千元的收益。这笔钱，我们愿意认定为违法所得，全额退出。
你看，我没有去争论一个可能无法证明的“租借费”，而是抓住了一个证据确凿的“衍生利益”。这步棋一走，局面就活了。退赃，从法律上构成了一个“确凿的”从宽情节。它为法官提供了一个合法、合理且充分的裁量依据。昨天的判决，正是基于我们主动创造的这个条件，刑期比检察院的建议少了三个月。
这个过程，我称之为“创造条件”。刑事诉讼不是一场非黑即白的辩论，尤其在量刑环节，有很大的协商和沟通空间。但沟通需要“素材”，需要“抓手”。律师的价值，就是基于对证据的精准把握和对法律的理解，去发现、甚至去“构建”这些有利于当事人的“抓手”，把看似不利的局面，导向一个可能更好的结果。
有效沟通：一场关于“可能性”的协商
有人可能会问，这不就是和法官“讨价还价”吗？完全不是。这是一种建立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的专业协商。核心是：我们基于某部分无争议的事实（当事人自己参赌获利），主动履行一项法定义务（退赃），从而换取一个法定的宽宥（从轻处罚）。整个过程，事实清晰，于法有据。
那次和法官的沟通，氛围是平和的。我提出我们的发现和意愿，法官认可这笔钱的违法性质以及退赃行为的积极性。我们庭前就这笔钱的处理和量刑影响达成了共识，这为后续庭审和判决铺平了道路。如果我没有去做这番“翻译”和沟通工作，只是让当事人在庭上重复“我没拿钱”，那么法官即使有心考量，也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切入点。
所以，我想对面临类似困境的朋友说，在刑事案件中，特别是经济类、营利类犯罪中，“获利”的认定可能比想象中更广泛。与其用一个绝对化的自我辩护堵死所有路径，不如在专业律师的帮助下，冷静地审视全案证据，看看是否存在被自己忽略的“衍生利益”或“间接获利”。把它们找出来，正视它，处理它，往往能化被动为主动，为辩护打开一扇新的窗。
法律程序是严谨的，但并非毫无弹性。那份弹性，往往就藏在细节里，藏在专业、坦诚且富有建设性的沟通之中。看到张先生拿到判决书时稍显释然的神情，我知道，那三个月的差距，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意味着很多。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