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重大疾病保险纠纷中，我们见证了中国保险法实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被保险人因确诊恶性肿瘤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其投保前患有糖尿病未告知为由拒绝赔付。这起看似普通的“未如实告知”案件，最终演变为一场关于保险法第十六条核心要件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较量，而泽良律师团队正是这场较量的主导者。
一、司法实践的历史转向：从“无限告知”到“询问告知”
中国保险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重要的理念转变。早期的保险实践中，投保人往往被要求承担近乎“无限告知”的义务——不仅要回答保险公司的具体询问，还要主动告知一切可能影响承保的重要事实。这种模式导致了大量不公平的拒赔案件。
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询问告知主义”逐渐成为主流。这一原则的核心是：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提出的询问。保险人未询问的，投保人无主动告知义务。这一转变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然而，真正的战场在于如何理解“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这一关键要件的举证责任。保险公司往往主张，只要存在未告知事实，就应视为足以影响承保，而将反证责任转嫁给投保人。
二、杭州案例的战术突破：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
在我所代理的杭州案件中，保险公司提出了典型的抗辩逻辑：糖尿病是严重代谢性疾病，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对恶性肿瘤风险的评估，因此投保人未告知糖尿病病史构成重大过失，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我们的应对策略体现了对举证责任分配的深刻理解：
第一步：严格界定询问范围
我们首先指出，投保单中的询问仅限于“是否患有糖尿病”的简单选项，未进一步询问糖尿病的类型、病程、控制情况等具体信息。投保人勾选“否”是基于对自身状况的合理认知——其仅存在血糖轻度升高，从未被正式诊断为糖尿病。
第二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完全举证责任
我们向法庭明确提出：保险公司若主张未告知事项“足以影响承保决定”，必须承担完全的举证责任。这包括：
1.提供其内部核保规则，证明对类似情况的标准化处理方式
2.提供精算依据，证明糖尿病与恶性肿瘤风险之间的具体关联度
3.证明在知晓该情况后，其标准核保流程确实会作出拒保或加费决定
第三步：挑战“概括性询问”的效力
针对保险公司可能提出的“其他疾病”等概括性询问条款，我们援引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例精神，主张这类询问因缺乏明确性而无效。投保人不能被要求对模糊不清的问题作出准确回答。
三、司法共识的形成：杭州法院的裁判逻辑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审理此案时，体现了对“询问告知主义”和举证责任分配的深刻理解。法院着重审查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保险公司的询问是否具体明确
法院注意到，保险公司的询问表格设计简单，未对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情况等作出区分，这种设计本身的缺陷不应由投保人承担不利后果。
2.保险公司的核保规则是否透明
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提供其针对糖尿病患者的核保手册，但保险公司未能提供明确、具体的核保标准。
3.未告知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关联性
法院特别审查了糖尿病与恶性肿瘤之间的医学关联性，注意到保险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二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法院形成了明确的裁判倾向：保险公司不能简单地以“存在未告知事项”为由解除合同，而必须证明该事项在其实际核保操作中确实会导致不同的承保决定。
四、泽良的专业贡献：从个案到规则的推动
这起杭州案件的快速调解成功（二审阶段达成调解，客户获赔40万元），不仅是个案的胜利，更是保险理赔规则的重要发展。泽良律师团队的专业工作体现在：
法律原则的精准运用
我们不是简单地反驳保险公司的观点，而是系统地运用“询问告知主义”原则，将举证责任牢牢地固定在保险公司一方。
证据准备的战略性
我们指导客户收集了完整的医疗记录，证明其血糖情况从未达到临床诊断标准，同时准备了详尽的医学文献，说明轻度血糖升高与恶性肿瘤风险之间的关联缺乏充分证据。
谈判策略的巧妙设计
在掌握了举证优势后，我们在二审阶段采取了“以打促谈”的策略，向法院明确表示将坚持要求保险公司完成全部举证责任，同时向对方展示了我方完整的证据体系和法律论证。这种专业压力最终促成了对客户有利的调解方案。
结语：重新定义保险诚信原则
通过这起杭州案件，我们看到了中国保险法实践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诚信原则应当是双向的。投保人有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公司也有明确询问和公平核保的责任。当保险公司试图以“未如实告知”为由拒赔时，它必须首先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作为专业机构的询问义务和风险评估责任。
泽良律师事务所在这起案件中展现的专业能力，不仅体现在对个案的精巧处理，更体现在对保险法基本原则的深刻把握和对司法实践趋势的敏锐洞察。我们正在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件，推动着保险理赔规则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杭州、在北京、在上海，在全国每一个法庭上，泽良律师都在用专业的法律技术，重新定义着保险合同的诚信边界。我们坚信，只有建立在对等、公平基础上的诚信原则，才能真正促进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