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提供“特色服务”的店家，警方想查组织卖淫，查了一圈发现不是。那怎么办？总不能白查吧？于是，“诈骗罪”的帽子扣了下来。我最近接触到的咨询里，就遇到了这样一桩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的案子。店里有价目表，明码标价几百元，服务项目写得直接，比如“摸胸”、“舌吻”。结果，警方调查后认为不构成组织卖淫，转而以涉嫌诈骗刑事立案了。很多当事人和家属的第一反应是懵的：这怎么就成诈骗了？
“非此即彼”的逻辑陷阱：行政违法≠刑事犯罪
这种办案思路，我称之为“非此即彼”的逻辑陷阱。在一些办案人员看来，一个提供有偿陪侍的场所，要么是涉嫌组织卖淫（刑事犯罪），要么就是诈骗（也是刑事犯罪）。似乎不存在第三种可能——即它可能只是一个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行为。
这就像看到一个人闯了红灯，交警过来一看，没造成事故，定不了交通肇事罪。然后一拍脑袋说，那你这是不是构成了诈骗？因为你欺骗了交通信号系统？这显然是把不同性质、不同层级的问题混淆了。
组织卖淫罪，核心在于“卖淫”，即提供性交服务。法律和司法实践对此有相对明确的界定。像原文中提到的“摸胸”、“舌吻”这类边缘行为，尽管低俗且违法，但通常难以被直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卖淫”。当警方深入调查，发现确实不存在性交易时，组织卖淫罪的路径就走不通了。这时，有些案件的处理就可能滑向另一个极端：既然你宣传了“特殊服务”（哪怕只是边缘行为），又收了钱，那顾客没得到预期的“服务”（他们想象中的或更进一步的），你就是骗钱。
但这个逻辑跳跃得有点大。它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有清晰的界限。不是所有不道德或违法的商业行为，都自动升级为诈骗犯罪。
诈骗罪的核心：非法占有目的与财产损失
那么，我们得回到诈骗罪的本质上来看看。刑法上的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这里的关键在于“非法占有目的”和“财产损失”。具体到这个类型的案子里：店家明码标价提供了“摸胸”等服务，顾客付钱，服务实际发生（即便内容低俗）。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店家从一开始就具有“非法占有”顾客钱财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更像是通过提供这种违法的“服务”来营利。顾客支付对价，获得了合同中（哪怕是违法的、无效的合同）约定的服务，其财产损失也很难认定。
更值得玩味的是证据。在我经手的类似咨询中，经常出现一种矛盾：店家说服务提供了，有些顾客也承认接受了服务，但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比如害怕自己因嫖娼被处罚，或受到压力），在笔录中否认接受了服务，声称自己“被骗了”。这就出现了原文中那种戏剧性的场面：一方说“我摸了”，另一方说“他没摸”。如果仅凭部分顾客事后的单方否认，就认定店家全程虚构服务、骗取钱财，证据基础上是相当脆弱的。这更像是将一个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强行套上刑事犯罪的外衣。
破局之道：精准定性，而非“罪名将就”
面对这种“张冠李戴”的指控，作为辩护律师，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帽子”摘下来，放回它该在的地方。
首先，必须坚决质疑案件的定性。辩护的核心观点会明确指出，当事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重点论述其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特别是缺乏“非法占有目的”，且所谓的“被害人”并无实质财产损失。这需要结合具体的价目表、服务内容的客观描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等证据来进行论证。
其次，深入审查证据矛盾。就像原文中提到的，如果有其他顾客能证实服务确实发生过，或者店内人员（所谓“女服务员”）的陈述稳定一致，这与部分“被害人”陈述之间的矛盾，恰恰是证明警方指控事实不清的突破口。证据之间无法形成唯一、排他的逻辑闭环，这是刑事指控的大忌。
最后，提出合理的替代性处理方案。我们的辩护不是为违法行为开脱，而是追求法律的准确适用。可以明确向办案机关指出，这类行为如查证属实，应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行政处罚，如查处提供有偿陪侍的场所，对参与人员进行治安处罚。这既实现了社会管理目的，又恪守了刑法谦抑性原则，避免了刑罚的滥用。
说实话，每次遇到这类案子，心情都有些复杂。一方面，相关经营行为确实需要规范和清理；但另一方面，简单粗暴地“升格”处理，不仅可能让当事人承受不应有的严厉惩罚，也可能让真正的诈骗犯罪构成要件被模糊，长远看对法治并非益事。作为律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厘清边界，摆正尺度，让法律的归法律，治安的归治安。这条路不容易，但值得坚持。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