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律师，国企的‘一把手’，是不是个高危职业？”
前不久，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问我。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想起了不久前和纪委办案人员的一次谈话。他问了我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作为国企领导，你经手过的项目，敢保证每一个都完美无瑕、经得起翻旧账吗？”这个问题，其实点透了很多国企高管内心深处最大的隐忧。
在杭州执业十八年，我见过太多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家，因为多年前的一个决策、一次签字，而陷入漫长的调查和诉讼。他们常常感到困惑和委屈：当初明明是集体决策、手续齐全，为什么数年之后，会变成一笔指向自己的“罪证”？
“结果倒推”的陷阱：成功是英明，失败就是罪过？
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办过一个异常艰难的案子。当事人曾是一家担保公司的总经理。十几年前，他经手了一笔担保业务，但从事后来看，当初的流程确实存在瑕疵，比如现场评审、风控环节都做得不够扎实。但真正引爆问题的，并不是当初的行为，而是最终的结果。
当借款人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时，担保公司作为担保方，必须先行代偿。这笔代偿款最终成了追不回来的坏账，形成了国有资产的损失。一旦有了“损失”这个结果，整个事件的逻辑就变了。办案机关的关注点，不再是当年的行为是否“违规”，而是以结果为导向，倒推出当年的决策肯定“有问题”。于是，调查开始了，所有当年参与过这个项目的人，无论是一线经办，还是评审部门，甚至是一同开会决策的班子成员，都被找回来问话。
“这个项目风险这么大，你们当初真的研究过吗？”“回本周期这么长，为什么还要拍板签字？”在这样的问话压力下，很多人的口供开始“变味儿”了。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一些当年的同事开始改口，将所有问题都推向了当初拍板的“一把手”。
书证与口供的博弈：十年前的“一致同意”为何会被推翻？
说到这里，就触及了这类案件辩护的核心。当事人的家属拿着一沓厚厚的材料来找我，情绪很激动。他们不明白，十年前的审批材料上，风险评估、抵押物状况都写得清清楚楚，会议纪要上所有人都签字表示“一致同意”，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怎么就敌不过十年后几句含糊其辞的口供呢？
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法律问题：书证的证明力，远高于言辞证据，也就是口供。口供最大的风险在于它的不稳定性。你想想，那些被叫去问话的同事，他们和案件的结果存在直接的法律利害关系。如果他们不把责任推出去，自己就可能面临处分，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在这种压力下，他们的证言可信度有多高？这是我们在法庭上必须反复强调的。
说句公道话，市场经济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谁能保证每个项目都百分之百成功？如果事事都以结果论英雄，成功了就是决策英明，失败了就是失职渎职，那以后谁还敢去决策，谁还敢去创新？办案子办多了，我深知，不能让十年后的 hindsight（后见之明）去审判十年前的 foresight（先见之明）。
商业逻辑之外的“大局”：那些说不出口的决策苦衷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很多国企的决策，并不能完全遵循纯粹的商业逻辑。我接触过不少当事人，他们坦言，有些项目从商业回报上看确实不理想，但当时可能是为了响应政策号召，或是出于地方协调发展的需要，必须顾全“大局”。
当初那些要求他们“顾全大局”的人，或许承诺过种种支持。可时过境迁，当项目出了问题、造成了损失，这些当初的“大局”和口头承诺，往往就没人再提了，甚至没人承认了。最后，所有压力都落在了档案里那个签字的“一把手”身上。就像一位当事人李总跟我说的，他在位时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很高，但背后隐藏的法律风险，可能只有他自己和我们这些辩护律师最清楚。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想制造焦虑。而是想提醒所有身处重要岗位的朋友，在做每一个重大决策时，除了考虑商业前景，更要绷紧一根法律的弦。将决策的依据、过程、讨论的异议都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这在平时看似繁琐，但在关键时刻，这些白纸黑字的材料，可能就是保护自己最重要的盾牌。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