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接了个咨询电话，当事人的声音隔着听筒都能听出焦虑。他在外省某市经营点小生意，因为销售了几万元的香烟，被办案单位调查了。人已经取保出来，退清了款项，但他还是寝食难安，反复问：“叶律师，钱都退了，这事儿是不是就快结束了？后面到底会怎么处理？”
说实话，我理解他的担心。这种涉案金额不大、人员到案、款项退还的情况，在涉烟草的非法经营案里不算少见。很多当事人会觉得，我都配合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就能“大事化小”了？这个想法很自然，但事情往往比想象的要复杂一点。
“退赃取保”之后，常规路径是什么？
像上面这位朋友的情况，数额刚达到立案追诉的门槛，人出来了，钱也退了，从辩护角度看，这无疑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在过去的许多办案经验里，这通常意味着案件有了“软着陆”的可能。下一步的核心，往往是与检察机关进行审前沟通，核心目标就是争取“不起诉”。
为什么是“不起诉”？因为对于这种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况，如果当事人认罪认罚、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是可以依法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的。一旦成功，案件在检察院阶段就终结了，当事人不会被送上法庭，不会留下犯罪记录。之后，案件材料可能会移送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当事人需要接受行政处罚，比如罚款。这个结果，对当事人的人生影响要小得多。以前在杭州的一些区，类似条件的案件，通过专业、充分的沟通，争取到不起诉是有先例可循的。这就像医生看病，病灶发现得早，处理得当，可能就不需要动大手术。
不起诉的“窗口”，正在发生变化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看到了希望。但这里我必须泼一点“冷水”，这也是近期我们团队在办理同类案件时感受最深的一点：外部政策环境的风向，正在直接影响个案的处理尺度。
去年年底，国家层面发布了一份关于严厉打击烟草类违法犯罪的文件。这份文件就像一个明确的信号，意味着未来几年，包括非法经营烟草在内的案件，将会成为执法和司法环节重点关注、从严把握的领域。风向一变，水手的舵就得跟着调整。反映到具体案件上，就是原本可能“可诉可不诉”的案件，现在检察机关作出起诉决定的可能性会增大。他们面临的工作要求和考核压力也在变化。我最近在沟通一些案件时就能感觉到，检察官的态度会比以往更审慎，以前可以作为不起诉理由的“情节轻微”，现在可能需要更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来支撑。这就好像以前一条小河可以轻松蹚过，现在水涨了，就得认真找桥或者准备船只了。
面对新常态，辩护的“靶心”如何调整？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无路可走了呢？当然不是。政策收紧是普遍性的背景，但具体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个案，仍然有空间去争取最优的结果。当不起诉的难度增加时，辩护的策略就要相应地进行精细化调整。
目标可以分层设定。首要目标依然是不起诉，这就需要比以往更早地介入，更扎实地梳理对当事人有利的情节证据，比如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是否有被误导的情形、退赃退赔的主动性、一贯表现等等，形成更有说服力的法律意见，与检察官进行有效沟通。如果综合评估后，认为起诉难以避免，那么辩护的“靶心”就要明确地指向“适用缓刑”。对于这种数额不高、退赃、取保候审期间表现良好的案件，争取缓刑在法律上是完全具备条件的。我们需要向法庭充分说明，当事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对其适用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尽管有少数地区在政策下可能倾向于判处实刑，但这正是需要通过专业辩护去沟通、去争取的环节。核心在于，要让司法人员看到，惩罚的目的已经通过之前的羁押、经济退赔得到了实现，非监督刑足以达到教育矫正的效果。
总而言之，烟草类非法经营案件的处理，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收紧阶段。当事人和家属不必过分恐慌，但必须放弃“退钱了事”的简单想法。关键在于，要正视这种变化，并依托专业的法律帮助，将案件的基础条件（取保、退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辩护优势，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朝着最有利于当事人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沟通、去争取。道路或许比之前曲折一些，但终点依然有光。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