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章不能代替授权，更不能推定有罪

关键词：
挪用资金罪辩护律师、挪用资金罪无罪案例、广州经济犯罪辩护律师、挪用资金案、经济犯罪辩护律师、资金权属刑事辩护律师、农村集体资产法律风险防范

近期，一宗涉及村委主任被指控挪用资金260万元的案件，在辩护团队的努力下获得无罪判决。这一结果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案件事实、证据链条与刑法构成要件的逐层剖析。作为代理律师，我试图通过本文，还原辩护思路，并就“单位资金”认定、程序合法性及刑事民事界限等核心问题展开探讨。

一、案件脉络：盖了公章的钱，就是集体的钱吗？

我的当事人刘某某，原为广州市某回村民委员会主任。在一次农业合作项目中，其经手三笔款项合计260万元，部分资金进入个人账户，用于偿还私人贷款及工程项目。合作终止后，出借方企业从应付给村委会的种子款中直接扣除本息近280万元，村委会因无力支付农户款项，被迫接受该安排。

案发后，检察机关以其“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为由，提起公诉，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表面看，似乎证据链完整：有转账、有公章、有损失。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有没有动”，而在于——这钱，是不是能被认定为“本单位资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无论后续造成多大影响，都难以成立挪用资金罪。

二、辩护核心：穿透“职务行为”表象，厘清“资金权属”本质

接到委托后，我们没有选择全盘否认事实，而是将辩护重心聚焦于三个决定罪与非罪的关键问题上：

1、权属之辩：谁的钱？能不能叫“挪用”？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前提是“挪用本单位资金”。如果资金自始不属于单位，则根本谈不上“挪用”。我们重点剖析了两笔大额借款（150万+80万）：借条借款人明确为刘某某个人；款项全部进入其私人账户；村“两委”其他成员均不知情；无任何会议决议或授权文件；后续用途也与公务无关。更关键的是，某能公司作为出借方，在明知对方以个人名义借款、收款账户为私户的情况下，仍放任资金流出，本身就存在重大过失。本案中，即便借条上加盖了村委会公章，也不能自动推定该债务由单位承担，尤其在缺乏内部决策程序支持的前提下。

2、公章之辩：章是真的，就能定罪吗？

这是本案最具迷惑性的一点。公诉机关反复强调：“借条上有公章，说明是代表村委会的行为。”但我们提交证据显示：某能公司曾擅自在支票存根上补盖村委会公章，事后自行备注“此章无效”；关键借条上的签名真实性存疑，当事人当庭申请重新笔迹鉴定，但原鉴定意见模糊不清；公章管理制度混乱，长期由个别村领导掌控，存在越权使用风险。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41条，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相对方明知或应知其无权代表的，不对单位发生效力。换言之，公章的真实性 ≠ 行为的合法性 ≠ 资金的公共属性。一枚未经合法程序加盖的章，不该成为压垮一名村领导的刑事砝码。

3、后果之辩：单位认了损失，就能倒推有罪？

检方试图用2018年的结算协议来反推2017年的行为性质：“你看，最后村委会同意扣款了，说明他们承认这笔钱是他们的。”这种逻辑极其危险。村委会之所以同意扣款，是因为当时面临支付危机——农户等着拿制种款，项目急需收尾，他们在极度被动的情况下作出妥协。这是一种民事上的处分行为，是为了止损，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追认。如果我们允许用“事后承受损失”来倒推“事前构成犯罪”，那以后任何一笔争议借款，都可以变成刑事案件。法律必须双向约束。它既要防止领导滥用职权，也要防范外部势力借机转嫁风险、制造冤案。

三、判决的启示：无罪不是侥幸，而是规则的胜利

二审法院最终采纳了我们的主要辩护意见，依法宣告被告人刘某某无罪。判决书中指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属于“本单位资金”；借款行为未经集体授权，缺乏合法基础；

关键书证（借条签名、公章加盖）存在合理怀疑；结算协议系基于商业压力达成，不具有溯及既往的定罪效力。因此，指控犯罪“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

这个结果让我深有感触：

在经济犯罪案件中，“动了钱”不等于“犯了罪”。关键在于资金的归属、使用的权限以及行为的性质。不能因为结果不利，就轻易启动刑事追诉。

“疑罪从无”不是口号，而是底线。哪怕面对舆论压力、被害情绪，司法机关依然坚守证据标准，这是法治的进步。

基层治理亟需规范化。此案暴露出当前部分农村地区在公章管理、财务制度、民主决策等方面的严重漏洞。若不加以整改，类似纠纷仍将频发，甚至不断滑向刑事化边缘。

我们也借此建议：村委会应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重大事项必须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所有对外借款、担保、合作协议须留存会议纪要并备案；严禁将集体资金转入个人账户，杜绝“白条入账”“私户公用”现象；涉农企业合作时也应尽到审慎核查义务，避免因追求效率而忽视风控。

结语

每一起刑事案件的背后，都不只是一个名字或一纸判决，而是一个人的自由、一个家庭的安稳，甚至是一个村庄的信任体系。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要严防权力滥用，也不能让合规缺位成为入罪的理由。

作为辩护律师，我们的职责不是为“错误”开脱，而是确保每一个被追诉者都能获得与其行为相匹配的法律评价。不能因为管理混乱，就降低刑事门槛；不能因为有人吃亏，就急于找人担责。这起无罪判决的意义，不仅在于还当事人一个清白，更在于它重申了一个基本法治原则：犯罪认定必须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之上，尤其是在涉及“单位资金”“职务行为”这类边界模糊的问题时，更要慎之又慎。

关于作者

林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十余年，专注于经济犯罪辩护、挪用资金罪、复杂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民刑交叉争议及重大商事纠纷中的刑事风险防控。在执业中，我坚持将错综复杂的案件事实与法律争点进行系统解构，通过构建清晰的辩护模型与诉讼策略，为客户提供具有可预见性的法律解决方案。本文所探讨的挪用资金无罪案例，正是这一方法论的实战呈现。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面临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村集体资产纠纷、企业高管刑事风险等法律困境，欢迎通过平台搜索“林智敏律师”与我联系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