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4000万贷款欺诈案判无罪，解析足额抵押下的刑民边界

关键词

骗取贷款罪无罪辩护、金融犯罪辩护律师、刑民交叉案件实战、经济犯罪无罪判决、贷款诈骗刑事风险、足额抵押与刑事责任、骗取贷款罪重大损失认定、银行信贷刑事辩护

在金融犯罪辩护领域，我时常遇到这样的案件：一份贷款申请材料存在瑕疵，银行资金出现逾期，刑事指控随即而来。但一个根本问题常常被忽视——当银行手握足额抵押物，民事执行程序正在进行时，刑事手段的介入是必要的吗？这起终审维持无罪的案件，为我们厘清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界限：刑法应当是金融秩序的最后守护者，而非民事纠纷的替代解决工具。

一、案件脉络：一笔4000万贷款背后的两条法律路径

2013年，一家公司通过提供虚假采购合同获得了4000万元贷款，并将资金用于偿还其他债务。然而，关键细节在于：该公司提供了价值超过6000万元的房产和土地作为抵押，并有多人承担连带保证。贷款逾期后，银行选择了民事诉讼并胜诉，抵押物的执行程序已经启动。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却认为这已构成刑事犯罪，提出抗诉并建议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的核心矛盾由此凸显：在民事救济渠道畅通且尚未穷尽时，刑事追诉的正当性何在？

二、辩护核心：超越“欺诈”表象，追问刑法的必要性

面对这起刑民高度交叉的案件，我们没有简单停留在“材料是否虚假”的争论上，而是将辩护提升到一个更本质的层面：在客观损失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况下，动用刑罚权的正当基础是什么？我们向法庭呈现了三个环环相扣的辩护维度：

第一层：损失是“可能”还是“确定”？我们明确指出，刑法意义上的“重大损失”必须是确凿且终局的。本案中，银行不仅持有合法有效的足额抵押物权，且已通过司法程序确认了债权并进入了执行阶段。当抵押物的价值明显覆盖债权，执行程序尚未终结时，断言银行已遭受“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在逻辑和法律上都是不成立的。民事执行程序本身就是法律设计的风险化解途径，刑事程序的并行介入，反而可能干扰这一正常清算过程。

第二层：有担保的欺诈，危害性在哪里？我们深入分析了骗取贷款罪的立法本意——保护金融机构资金安全。当借款人提供了真实、足额且易于执行的抵押担保时，银行贷款的风险已被实质性地控制和管理。这种情形，与那些完全虚构资信、将银行资金置于裸险状态的欺诈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存在天壤之别。前者更多是违反诚信的民事违约，后者才是真正危及金融安全的刑事犯罪。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第三层：刑法应该是“最后手段”而非“优先选项”。我们强调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民事、行政法律手段足以保护法益且正在发挥作用时，刑法应当保持克制。银行通过民事途径维权本已取得进展，此时再启动刑事程序，不仅浪费司法资源，更可能对抵押物的妥善处置和企业债务的整体化解造成不当阻碍，最终损害包括银行在内的各方利益。

三、判决的启示：司法为刑民边界树立的路标

二审法院驳回抗诉、维持无罪的裁定，其意义远超个案本身。它确立了一个清晰的司法标准：

刑法不替代民事调整。判决重申，对于存在实质性资产担保的融资纠纷，司法应优先保障民事执行程序的完成，刑事干预必须极度审慎，这为处理类似刑民交叉案件提供了重要遵循。定罪需要实质危害。它纠正了仅以“贷款数额巨大”或“材料虚假”就简单入罪的倾向，坚持必须综合评估行为对金融安全的实际危害程度，这对统一司法尺度具有关键意义。给企业家的定心丸与警示。它既保护了那些提供真实资产担保、因复杂债务问题陷入困境的企业家免于不当的刑事追究，也严厉警示所有市场参与者：融资活动必须坚守诚信底线。

结语

这个案子让我深刻体会到，金融刑事辩护的精髓，往往不在于否定一切，而在于精准定位案件在法律体系中的坐标。律师的价值，是帮助法庭看清楚：眼前的问题，到底是一个需要用刑法来惩戒的、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还是一个本质上仍属于民事违约、可以通过现有民事法律框架妥善解决的纠纷。这份无罪判决，守护的不仅仅是一位企业家的自由，更是在守护刑法应有的审慎与民事法律应有的空间。对于众多因融资问题而面临复杂法律风险的企业而言，此案无疑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辩护样本和风险防控指南。

关于作者

林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我的执业领域长期聚焦于金融犯罪与重大经济纠纷的刑事辩护，尤其在处理骗取贷款、票据类犯罪、非法集资等刑民交叉复杂的案件方面，拥有丰富的实战积淀。我注重在复杂的金融交易背景下还原法律事实的本质，致力于为客户在刑事程序中厘定清晰的应诉策略与风险边界。本文所探讨的骗取贷款罪无罪辩护，正是这一辩护思路的典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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