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当事人成功争取缓刑：一桩数额巨大诈骗案背后的辩护思考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诈骗数额巨大的案件，检察官提出实刑量刑建议是常态，法院最终判处缓刑则往往是律师、当事人与司法政策多重因素精密互动的结果。最近，我们团队办理的一起涉案金额21万元的“直播权限”诈骗案，在被告人被指控诈骗罪、检方建议有期徒刑二年的情况下，通过系统辩护，最终获得了“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的判决。这一结果，远非“退钱了事”那么简单，其背后是对刑事辩护策略的深入运用，以及对“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精准把握。

一、 案情基础与核心挑战：从“不利”局面中寻找辩点

本案的事实脉络清晰，被告人吴某某三次虚构所谓“海外直播电商权限”，骗取被害人21万元，并将钱款用于发工资、赌博及还债，其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建议判处二年实刑，于法有据。对我们而言，辩护的起点并非否认指控，而是在全面认可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数额已然巨大的前提下，是否存在足够坚实的理由，让法庭愿意选择一种非监禁的刑罚方式？

答案的关键，在于将案发后的一系列“补救行为”，从松散的情节，编织成一条足以体现被告人主观恶性变化、社会风险消散的清晰链条。

二、 辩护策略构建：将“事后表现”升华为“量刑资本”

我们深知，简单的“初犯”、“已退赔”等词句在法官眼中分量有限。因此，我们的辩护工作致力于为每一个情节注入更深层的法律与社会意义：

1、将“自首”与“退赔”绑定，塑造“主动修复”的完整形象。我们强调，吴某某的“自动投案”并非孤立行为，其投案时已携带钱款并明确表达赔偿意愿。这便将程序性的“自首”情节，与实体性的“挽回损失”行动相结合，向法庭呈现了一个愿意直面错误、并积极解决问题的责任人形象，而非单纯畏惧惩罚的侥幸者。

2、深挖“退赔获谅”的复合价值，论证社会危害性的实质消减。我们向法庭阐明，21万元的全额退赔和被害人的书面谅解，其意义远不止于财产关系的恢复。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彻底截断了本案可能引发的申诉、上访或长期人际对立等次生社会矛盾，实现了“案结事了”。这使得“社会危害性”这个抽象概念，在本案中有了具体、可被验证的终点。

3、全面评估“人身危险性”，为适用缓刑提供人格依据。我们结合吴某某的成长经历、家庭状况、此前无违法记录的事实，以及其将部分钱款用于解决经营困境的动机（虽不改变诈骗性质，但有助于判断其并非预谋以犯罪为生），系统论证其再犯罪的可能性极低。同时，其稳定的住所和家庭支持，也符合社区矫正的客观条件。

三、 判决的启示：专业辩护如何影响司法裁量的天平

法院最终宣告缓刑的判决，是对上述辩护思路的采纳。它给予我们，或许也给同行与当事人，以下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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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需要“辩护”，而非仅止于“陈述”。律师的价值，在于将散落在案卷中的有利因素，用专业的法律语言进行整合、强化与升华，使其在法庭的裁量天平上拥有足够的分量。自首、退赔、谅解，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被放置在辩护策略的整体框架中，才能发挥最大效能。

刑事辩护是“过程性”的艺术。理想的结果，依赖于从侦查到审判每一个阶段的专业布局。何时退赔、如何沟通谅解、怎样在讯问中固定有利供述，这些庭外工作与庭上辩论同等重要。本案的结果，正是这种“全过程辩护”理念的体现。

“宽严相济”政策为有效辩护提供了空间。对于真诚悔罪、全力弥补损失、社会风险确已消除的被告人，刑法包容与挽救的一面应当被看见。律师的职责，就是通过扎实的工作，将个案中的“可宽恕”之处，清晰、有力地向法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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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每一份缓刑判决，都不仅是当事人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机，也是司法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具象体现。作为律师，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追求的，不是为犯罪行为开脱，而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为那些真正悔过、值得给予一次机会的人，争取一个最合理、也最有助其回归社会的裁判结果。这条路，需要专业，更需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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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长期专注于刑事辩护领域，尤其擅长处理涉网络、经济类诈骗犯罪、商事犯罪以及刑民交叉复杂案件。

我的工作方法，注重将错综复杂的案件情节进行结构化梳理与策略化重构，帮助客户在看似不利的局面中，看清核心问题、把握关键节点，从而作出更稳妥的决策。本文所分享的办案思考，正是这一方法在具体案件中的体现。

如果您正在面临刑事案件方面的困扰，或对文中讨论的辩护策略有进一步探讨的兴趣，欢迎通过平台搜索“林智敏”与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