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人不出资，其他股东装看不见？律师代理股东代表诉讼二审翻盘，追回16.2万!

案情背景与核心争议

金某（化名，下同）、宋某（化名，下同）、申某（化名，下同）、周某（化名，下同）四方于2023年12月26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周某将其持有的原目标公司（A公司）49%股权转让给金某、申某、宋某，并计划将公司注册资本从10万元增加至30万元。该协议第三条特别约定，金某（持股20%）和宋某（持股12%）需额外投入增资款，金某出资32万元，宋某出资19.2万元，款项应于2023年12月26日前支付至指定账户（周某账户）。后A公司解散注销，B公司成立，四方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合作协议》中“目标公司”变更为B公司，其余约定继续有效。

关键事实在于出资履行情况：金某委托案外人于2023年12月25日（协议约定日前）向周某转账32万元，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宋某仅支付3万元，剩余16.2万元未足额支付，构成根本性违约。

诉讼策略与一审挑战

面对宋某的违约行为，以及公司内部（监事周某、董事申某）无意追责的困境，金某委托崔景珍律师代理本案。崔律师经审慎分析后，决定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这一路径，代表B公司向宋某追索出资款。随后，金某以股东身份代表B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宋某向B公司支付剩余增资款16.2万元，并要求申某、周某承担连带责任及相应诉讼费用。

然而，正如崔律师所预判，由于此类诉讼在实务中应用较少，法院审理较为谨慎，一审法院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中的违约责任条款权利主体是“守约方”而非公司，且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他股东存在损害公司的行为。

二审攻防与最终逆转

金某不服一审判决，在崔景珍律师的继续代理下提起上诉。在二审中，崔律师围绕案件核心争议焦点，进行了更具针对性的攻防：

1.成功论证诉讼主体适格

崔律师重点阐明，在公司监事和董事均明确反对起诉的情况下，要求履行前置程序已无意义，金某作为股东有权直接提起代表诉讼，且胜诉利益归属于公司。此观点得到二审法院采纳。

2.有力驳斥对方抗辩，夯实实体请求

•针对宋某“工商增资未完成故付款条件不成就”的抗辩，崔律师指出协议并未将此设为付款前提，该义务是明确的合同义务。

•针对“仅为约定义务非法定义务”的抗辩，崔律师强调，股东按期足额出资是公司法资本充实原则的强制性要求，宋某的行为已直接损害公司利益。

•崔律师在法庭陈述中，通过清晰梳理时间线、人物关系与关键事实，高效呈现了案件全貌。当对方答辩称“公司不需要这笔出资款”时，其陈述明显违背商业常理，使其诚信度受到质疑，形势向有利于我方转变。

最终，二审法院完全采纳了崔律师的核心代理意见，作出改判：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宋某向B公司支付剩余增资款16.2万元。崔律师通过精准的法律适用和有效的庭审策略，成功维护了当事人及公司的合法权益。

律师结语

（一）股东直接诉讼VS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核心差异与本案适用

股东直接诉讼与股东代表诉讼是两条截然不同的维权路径。本案中，选择股东代表诉讼并非偏好，而是基于权利性质的“唯一可行解”。

核心结论：本案中，金某的诉求是“要求宋某向B公司支付增资款”，该债权的权利主体是B公司（而非金某个人），因此不符合股东直接诉讼“为自身利益”的核心要件，崔律师选择股东代表诉讼，是基于诉求本质（为公司追债）和权利基础（公司债权）的必然法律选择，而非主动选择“难走的路径”。

（二）为何选择股东代表诉讼这一“难以操作”的方案？

股东代表诉讼的“难操作性”主要体现在前置程序要求、举证责任较重、胜诉利益不归个人、实务中 法院审理谨慎（一审驳回即为例证）。但崔景珍律师选择该方案，是基于案件实际情况的“唯一可行解”，核心原因如下：

1.直接诉讼的法律障碍：诉求无权利基础

若金某选择股东直接诉讼，诉求将因“主体不适格”被驳回。因为“要求股东向公司支付增资款”的债权主体是B公司，而非股东个人。金某作为股东，仅享有间接利益（公司资本充实后的股东权益保障），无直接向宋某主张该笔款项的请求权基础，不符合《民法典》“债权相对性”原则。

2.公司怠于维权，股东别无选择

公司内部（周某、申某）与违约方（宋某）存在利益牵连，导致公司怠于行使自身债权。B公司明确表示“无权提出股东出资诉讼”，即公司完全放弃维权。此时，若金某不通过股东代表诉讼代公司主张权利，宋某的未出资行为将持续损害公司利益，进而导致金某的股东权益（如分红、公司偿债能力）受损扩大，甚至可能因公司资本不足陷入经营困境，金某已支付的32万元出资款也将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

3.前置程序豁免降低了操作难度

股东代表诉讼的核心障碍是“前置程序”（书面请求公司机关起诉），但本案中该障碍已消除：公司监事周某、董事申某均在诉讼中明确答辩“驳回金某的诉求”，即公司机关不可能就案涉事宜提起诉讼。二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第151条第二款，认定“股东向公司有关机关提出书面申请时，不存在公司起诉可能性的，可豁免前置程序”，大幅降低了操作门槛，让金某无需额外履行“书面请求”流程，直接起诉即可。

4.策略性考量：规避损失扩大，为后续维权铺垫

金某的核心诉求不仅是“追回增资款”，更在于“规避扩大损失”。若宋某持续未足额出资，B公司可能因资金短缺无法 正常经营，金某需承担的经营风险、损失将进一步扩大。通过股东代表诉讼推动宋某履行出资义务，既能充实公司资本、维持公司运营，也能为金某后续主张股东分红、避免额外损失奠定基础。此外，金某可在代表诉讼胜诉后，再依据《合作协议》主张宋某对股东的违约责任，形成“两步维权”策略，最大化保护自身权益。

综上，本案的二审改判，是精准的法律定性（选定股东代表诉讼）、对程序障碍的成功破解（豁免前置程序）以及庭审中有效的事实呈现与法律论证三者结合的结果。它清晰地表明，在面对公司内部人损害公司利益、而公司又怠于追责的困境时，股东代表诉讼是法律赋予小股东至关重要的“锋刃”，而专业律师的价值，正在于能熟练、准确地运用这把“锋刃”，为当事人切开辟出一条有效的维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