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斌律师谈：精神障碍患者性侵案中的法律边界

几天前，我和团队整理案件材料时，又看到那份被媒体广泛讨论的“女硕士案”不起诉决定书。那份文书虽然来自外省，却触动了许多同行的神经。它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沉重的话题——当被害人是精神障碍患者时，强奸罪的定性还能否简单依赖形式上的“同居”或“目的善意”？

我从事刑事辩护十八年，见过许多困难的案件，也遇到过褪却情绪后仍让人难安的决定。这个案子，属于后者。很多人问我：叶律师，法律的判断为什么会让公众觉得“不可理喻”？其实，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性同意能力”和检察机关的裁量边界。

第一步：判断的核心，不在“动机”，而在“同意”

我接触过几起涉及精神障碍患者的性侵案件。每次抱着卷宗读鉴定结论，那些专业术语其实都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这个人是否具备“性同意能力”。也就是说，她是否能理解发生的是何种行为，是否知道后果。如果丧失辨别和控制能力，那么所谓的“同意”，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因此，《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中“违背妇女意志”四个字，并不是形式判断，而是对性自主权的核心保护。只要行为人明知对方精神异常、无法分辨和抗拒，还与其发生性关系，法律应当认定为强奸。这一点在早期司法解释里已明确表达，至今仍是司法实践的基本精神。

然而，在部分案件中，定性逻辑被偏移到“动机”。认为嫌疑人若以“组建家庭”“长期照顾”为目的，就不再构成强奸。这种转移看似人性化，实际上是法理上最危险的滑坡——动机可以影响量刑，却不能决定是否构成犯罪。否则，只要包装为“生活需要”，一切对弱者的控制都能被贴上温情的标签。

第二步：不可忽视的“关系幻象”

另一个常见误区，是把是否存在“长期同居”当作免罪理由。在实务中，有时公安、检察会认为双方“共同生活多年”，说明存在某种稳定关系。但我们必须问一句：这样的稳定，是建立在平等意愿还是持续控制之上？

我曾办过一宗涉及智力障碍女青年的案件。男子自称“照顾她”，事实上她在认知上无法理解婚姻，更无民事行为能力。检察机关最终采纳“共同生活非夫妻关系”的意见立案侦查。因为“同居”并非防线，它有时恰恰是控制的外壳。若法律默认“在关系里就可能存在默许”，就等于削弱了刑法对婚内、类婚内性暴力的制衡力量。

在我看来，判断一桩性侵案，不能只看关系名义，而是要看能否自由表达拒绝。如果没有真正的意愿自由，那所谓的“家庭”只是一种方便犯罪的形式。法律不该认可这种畸形的稳定。

第三步：检察裁量的边界——“轻微”并非可任意解释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检察机关可以对“情节轻微”的案件作出不起诉。但什么是“轻微”？司法人员必须慎用这个口袋性标准。它适用于社会危害性低、情节单一、被害人谅解的案件，而不是涉及长期剥削、获利或明显不平等关系的事件。

如果一个案件中存在怀疑送养牟利、目睹他人施暴未阻止等行为，再以“情节显著轻微”定性，就容易损害公众对法律严肃性的信任。检察决定书的说理过程，理应用更公开、更具体的事实支持。只有让公众理解判断的逻辑，司法权才能被信任。

说实话，我能理解基层承办部门面临的压力：事实模糊、社会舆论复杂、地域人情浓厚。但这正是检察权要体现专业底线的时刻——对弱者的保护，不能用“生活困难”或“朴素情感”替代法律标准。

结语：让法律的光照亮最弱的角落

精神障碍患者的性侵案件，是刑法体系里最需要慎重对待的类型。它考验的不只是法条理解，更是司法者的同理心和价值排序。我们必须承认，制度会有盲区，判定可能出错，但只要方向明确——始终以保护被害人的性自主权为中心——法律的路就不会走偏。

我希望，这起案件带来的讨论，不只是对个别决定的批评，而能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整个体系：如何重新界定“性同意能力”、完善精神病人保护的程序、让检察说理更透明。这才是走出迷雾的办法。

毕竟，法律存在的意义，不是让社会失声，而是让最弱的那一个也能被听见。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