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圳的一起跨境诈骗案说起
几个月前，我在处理一宗颇为复杂的案件时，再一次感受到境外电信网络诈骗案中角色认定的微妙差异。案子发生在外省某市，涉案团伙的诈骗活动地点在境外某国的产业园区，涉案人数超过百人。结果是，几乎所有落入法网的成员都面临了不轻的刑罚。
在这样的案件中，地位不同、参与深度不同的人，量刑差距非常大。团队的“老板”级嫌疑人，因为掌握话事权，往往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普通员工，尤其是很难精确查清具体诈骗金额的那类人，则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判断犯罪情节，比如在园区工作时间的长短，以及在团队中的职级与职责。
司法实践中，我见过不少经理或组长级人员，因为在公司时间较长，承担管理任务，判决一般三年以上；相比之下，那些入职不足一两个月、只是执行简单指令的员工，刑期有时会在三年以下。
角色与行为的认定，才是量刑的关键
这类案件中，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并不是所有在园区出现的人都构成诈骗罪。处理过一些案例后，我更加确信：要看的是是否行为本身对诈骗活动有直接、实质性的帮助。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特别的案子：当事人在园区里开了一家纹身店，他的顾客中有诈骗团伙的成员。有一次他给其中一人纹了个花臂，后来因为警方的集中行动，他也被带走调查。刚开始，他也非常担心会被认定为诈骗的共犯。
案件推进中，我们对他在案中的角色进行了分析：他没有参与诈骗业务，纹身只是正常的商业服务，没有为诈骗提供技术支持或与诈骗有关的具体协作。最终，我们为他争取到了取保候审，一年之内案件结束，没有追究刑事责任。
为什么普通服务行为不构成诈骗犯罪
诈骗罪的定罪基础，是参与或实施了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或者为此提供关键的帮助。在法律意义上，这种帮助必须是与诈骗活动本身有直接关联，能对诈骗结果产生影响。
纹身、餐饮、娱乐等普通服务，如果只是正常经营，并不为诈骗活动提供特定支持或便利，即便发生在诈骗窝点所在的园区，也不会自动转化为犯罪行为。这一点在处理案件时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角色认定的边界。
当然，如果服务和诈骗有明显的结合，比如为诈骗搭建系统、伪造证件、操控资金等，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像纹身、理发这种行业性的服务，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常识判断，都不能构成诈骗罪的组织者或帮助犯。
结语：界定角色是辩护的突破口
在跨境诈骗案的辩护中，角色认定往往是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一步。对于管理层人员与普通员工，在证据不清的情况下，可能会运用工作时间、职务职责等进行推定，这时的辩护就需要精准拆解这些推定的合理性。
而对于园区内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更要分辨其行为是否与诈骗有直接实质关联。这一步做好了，案件的方向可能就截然不同。可以说，找到这个边界，是经验和细致工作换来的成果，也是跨境诈骗案件中的辩护要点之一。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