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成转折点：律师如何论证“社会危害性”不足，说服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每一个不起诉决定的背后，往往不仅是法律条文的胜利，更是对案件“社会危害性”这一抽象概念进行具象化、人情化解读的结果。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在听证会上精准论证“社会危害性不足”，如何成为扭转案件走向的关键。

去年夏天，我接到一位企业主林总的委托。他的公司因参与某市一项绿化工程投标，被侦查机关以涉嫌串通投标罪移送审查起诉。卷宗显示，林总公司与其他两家投标单位存在联系电话记录，且报价呈规律性差异，初步看，似乎符合“串通”的表征。然而，在深入阅卷并多次会见当事人后，我发现了一个被忽视的核心事实：该项目最终由一家完全独立、未涉案的第四家公司以更低价格中标，且工程已保质保量完成并验收合格。换言之，涉案的所谓“串通”行为，并未实际排挤其他竞争者，也未曾导致任何高价中标、损害国家利益的结果，项目本身的社会效益并未受损。

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向检察院提交了详尽的不起诉法律意见书，但初步沟通后，承办检察官仍倾向于认为，只要有串通行为即具刑事可罚性。案件陷入僵局时，我们申请并迎来了一场至关重要的不起诉听证会。我意识到，必须将辩护核心从“行为是否存在”的争辩，升级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需要刑事追诉程度”的论证。

听证会上，我围绕“社会危害性不足”展开了三层论述：

第一层，损害结果的实质性缺失。

我当庭指出，串通投标罪保护的法益是公平竞争秩序以及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真正的市场竞争并未被扼杀——独立第三方的中标证明了这一点；国家财政也未遭受损失——工程款并未因涉案行为而额外支出。犯罪行为的关键构成要素在于其社会危害性，当这种危害性显著轻微甚至阙如时，机械套用刑法条文进行打击，显然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第二层，当事人行为动机与情节的特殊性。

我向听证员展示了证据：林总公司参与此次投标，系应招标方某位负责人（另案处理）的“暗示”而为，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且在整个过程中未实际谋取任何违法所得。这与主动策划、恶意围标、谋取暴利并最终导致的行为，在主观恶性和情节严重性上存在本质区别。我们强调，行政处罚足以实现惩戒与教育的目的，刑事追诉在此情形下显得过度。

第三层，行刑衔接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考量。 我还提请听证会注意，侦查机关已对林总公司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并冻结了部分资金，这本身已对企业及个人造成了实质性的约束与影响。若再提起公诉，可能导致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评价，违背“一事不再罚”的基本法治精神。有效的市场秩序维护，应当依靠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的合理分工与梯度衔接，而非简单叠加惩罚。

最终，检察院采纳了我们的意见，认为本案“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依法对林总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结果的实现，并非源于对罪名构成要件的否定，而是成功将辩护焦点从“是否实施行为”转向“行为是否造成值得动用刑罚的后果”。它启示我们，在经济犯罪的辩护中，律师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法律，更在于成为案件事实与社会效果之间的“翻译者”。通过听证会这样的制度平台，将抽象的法理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影响分析，往往能更有效地推动司法机关作出符合比例原则的裁量决定，为当事人争取到真正公正的法律结局。 

关键词

串通投标罪辩护； 不起诉决定；社会危害性；

听证会；情节轻微；无罪辩护‌ / ‌罪轻辩护；

招标投标；律师实务‌ / ‌辩护策略； 审查起诉阶段；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系国内刑事辩护界专精于串通投标罪领域的深度辩护专家。其执业生涯聚焦于重大、复杂的招标投标刑事案件，尤为擅长在市政工程、国企采购等领域，为涉案企业及负责人成功阻断刑事程序，赢得不起诉决定，拥有卓越的实战业绩与深厚的理论积淀。

林律师的辩护体系，以 ‌“证据体系的精细化审查与商业逻辑的穿透式还原”‌ 为核心。她主张，串通投标罪的辩护关键在于，将《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抽象构成要件，置于具体、鲜活的商业决策场景中进行动态审视，并精准识别控方证据链中“有痕无实”的逻辑断裂点。本文所载的经典案例——通过深入分析通讯记录、报价规律及‌最终无损的招标结果‌，在听证会上成功论证“社会危害性不足”，从而说服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正是其“‌从行为定性到危害量化‌”这一高阶辩护方法论的精湛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