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接到一个外地家属的电话，声音里的焦急几乎要溢出来。他的家人在一家公司做财务，突然被外地警方带走，罪名是涉嫌诈骗。电话那头反复问我：“叶律师，他就是找了个工作，上三个月班，发发工资，怎么就成诈骗犯了？”这种困惑和冤枉，在我十八年的执业里，听过太多次。今天，我想聊聊这个在诈骗案里，决定罪与非罪的关键问题——当事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参与诈骗？
“工作”与“犯罪”的模糊地带
很多当事人，就像我去年会见的那位张女士一样，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她通过正规招聘，进入一家某网络直播公司担任财务，工作就是核对流水、发放薪酬。三个月后，她听说公司被客户投诉，觉得氛围不对就辞职了。没想到，半年后警方为了彻查，将前员工也一并传唤到案。公司涉案总金额相当可观，但她直到坐在讯问室里才明白，公司的直播业务可能涉及虚构人设、诱导打赏。
她的第一反应和我听到的一模一样：“我就是个财务，我不接触主播，也不懂什么聊天话术，我哪知道那是骗人的？”从情感上讲，这种委屈非常真实。一个求职者，首要目标是获得一份薪资和岗位描述都“正常”的工作，公司的内核是否违法，往往远超出其日常认知范围。尤其是财务、行政、技术等后台岗位，他们接触的是数字、报表和代码，而非一线与客户直接交锋的“话术”与“套路”。这种岗位特性，天然地构成了辩护中关于“主观明知”的第一道疑问。
法律如何审视“知不知道”？
但情感归情感，法律讲证据和逻辑。办案机关在认定“主观明知”时，看的不是你嘴上怎么说“不知道”，而是综合全案证据，推断你“应当知道”。这里就存在几个常见的审查要点。
工作时间是一个参考因素，像张女士这样只做了三个月，相比于工作数年的核心成员，其了解公司全貌的可能性确实较低。但更关键的是工作内容与参与程度。财务人员是否经手异常的资金流水？比如大量小额、分散的充值进入，又集中转出到少数个人账户；行政人员是否协助制作虚假的绩效表格或身份材料？技术员是否明知代码用于虚构定位或伪造人气？即便不直接行骗，这些辅助行为如果明显异常，且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就可能被推定为对违法犯罪活动存在概括性的认知。
所以说，“我只是个打工的”不能成为当然的免责金牌。法律会审视，这个“工”的具体内容，是否已经让你站在了帮助犯罪运转的齿轮上。你是否对显而易见的异常视而不见，或选择了沉默与配合？
如果面临类似处境，该怎么做？
那么，如果你或你的家人不幸陷入类似张女士的处境，该怎样应对？结合办案经验，我提供几点思路。
首先，务必向律师完整、坦诚地还原所有工作细节。不要只强调“我不知道”，而要具体说明：你的岗位职责是什么？日常经手哪些文件和流程？公司的管理制度如何？你观察到哪些可能让你起疑的“反常点”？你又为何没有深究？这些细节是律师构建“主观不明知”辩护框架的砖瓦。
其次，在面对办案机关讯问时，实事求是。对于自己确不知情、未参与的部分，要清晰、稳定地陈述。切忌为了尽快摆脱询问而盲目承认，或做出与事实不符的推测。笔录上的每一句话都至关重要，一份稳定且合理的“不知情”陈述，远比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辩解更有力量。
最后，对于家属而言，焦虑是必然的，但不宜慌乱。类似案件中，像张女士这样的后台岗位人员，如果确实证据薄弱，争取取保候审乃至后续的不起诉处理，是有现实空间的。家属需要做的，是配合律师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给予当事人情感支持，并将专业问题交给专业人士去研判和争取。
每办完一个这样的案子，我都有很深的感触。法律惩罚的是恶意与欺骗，但也应仔细甄别那些被时代洪流与复杂业态卷入的普通个体。罪与非罪之间，有时隔着一层名为“明知”的薄纱，需要我们用最审慎的态度去拨开。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