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律师：诈骗罪中新型支付方式的辩护要点

每天接待咨询，家属开口第一句常常是：“叶律师，大概会判多久？”

心情可以理解，但往往忽略了更核心的问题：案子是怎么定性的，证据链到底扎不扎实。比如最近遇到的一类咨询，模式很新，但底层逻辑还是老的。有位朋友焦急地问我，他的家人因为组织一些老年人购买加密货币，随后把钱通过扫码方式返还，现在人已经被抓了。他反复确认，钱是直接扫给老人的，这也有事吗？

一问“判多久”就急了，但证据链才是关键

很多当事人和家属，第一步就踩进了情绪的陷阱。人一被抓，脑子里只剩下刑期数字在打转。

但作为律师，我们第一步必须冷静下来看构罪逻辑。这个案子里，关键点根本不在于钱是转账还是扫码支付。支付工具只是渠道，微信、支付宝的二维码和银行账户，在法律定性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是资金流转的通道，记录清晰可查。

真正的核心在于，资金最终的流向和整个行为的性质。根据这位朋友的描述，模式是组织老人买币，再把钱“还”给老人。这听起来好像老人没损失？但问题恰恰藏在这里。如果这些被购买的加密货币，最终流向了实施诈骗活动的上游团伙，那么整个行为就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组织者、扫码支付的操作者，他们的角色是什么？是共犯，还是帮助犯？这需要穿透“还钱”的表象，去看他们是否明知资金用途，是否从中获利。警方现在侦查的重点，一定是全力追溯每一笔扫码资金的后端去向，并固定组织者“明知”的证据。在杭州，我们处理过不少利用新型支付手段的案件，警方的电子证据勘查能力非常强，不要抱有“流水多不好查”的侥幸心理。

“没赚钱”或“赚得少”，能成为脱罪理由吗？

在咨询里，家属常会提出另一个观点：“他没收费，就是抽点”或者“赚得很少”。这能成为辩护的理由吗？

说实话，这种辩解在法庭上很无力。刑法里讲的“违法所得”，形式可以多样。它不是说你一定要收到人民币现金。即便约定“抽点”作为报酬，或者用虚拟币、实物等代替货币支付，只要其为你的帮助行为提供了对价，司法机关就可能将其折算认定为你的获利。这就像以前的老话，用物品抵工钱，难道就不算报酬了吗？性质是一样的。

所以，当家属说“大概获利几万块”时，我们心里就要有数，这个数额将成为量刑的重要参考。当然，获利金额的认定本身也是辩护的战场，需要结合银行流水、聊天记录、同案犯供述等证据仔细核对。

另一个家属关心的问题是：人拘了一个多月，我们把钱退了，能不能争取取保候审？

积极退赃退赔，当然是法定的从轻情节，也是争取取保或后续缓刑的重要砝码。但它不是“免罪金牌”，特别是对于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形。是否取保，司法机关会综合考量涉案金额、具体作用、悔罪表现、社会危险性等多个因素。退赃，是表明态度，是为自己争取从宽处理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金额小、人数多，如何影响最终量刑？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这类针对老年人的案件，常常呈现“单人金额小，但总人数多”的特点。就像咨询中提到的，可能一位老人就涉及几百块钱。

有的当事人会觉得，一个人就几百块，警察怎么可能有精力一一去查证？这是严重的误区。在我们团队办理过的案件中，哪怕是几十块钱一笔的诈骗，只要笔数累积起来，总金额达到立案标准，侦查机关都会尽力核实。我经手过一个案子，单笔金额极小，但最后查实的总案值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警方会通过技术手段结合走访，尽可能核实被害人情况。

人数多、金额分散，在取证上固然有难度，但同时也意味着，一旦查实，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尤其是针对老年人这一脆弱群体）会被重点评价。在量刑时，总金额是关键，但侵害对象的特殊性、人数规模，也会成为法官考量的因素。

所以，面对这类新型但本质传统的案件，恐慌和侥幸都不可取。最要紧的是厘清自己在整个环节中的法律地位，核实清楚涉案的核心证据，特别是关于“主观明知”和“获利情况”的证据。在此基础上，通过专业律师的工作，审慎地确定辩护策略，该核减金额的核减金额，该争取从轻情节的积极争取。每一步，都走得稳一点，当事人的权益才能多保障一分。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