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律师：诈骗罪中，为何有从轻情节仍可能判实刑？

前段时间，有位当事人家属拿着判决书来找我。他的家人因为涉及诈骗，被法院判处了一年五个月的有期徒刑。家属很不解，掰着手指头跟我数：他是第一次犯错，在案子里只是帮忙的角色，事后主动自首，赃款也全部退赔了，为什么这么多从轻情节加起来，法院还是没有给缓刑，而是判了实刑呢？他反复问，叶律师，这个刑期是不是太重了？ 我完全理解这种困惑。在很多人看来，法律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就像做加减法，累加起来，似乎就应该得到一个足够“轻”的结果，特别是缓刑。但现实中，法院的判决远比简单的算术复杂。

表象：为什么家属会觉得“判重了”？

这位家属的疑问很有代表性。从犯、自首、退赃退赔、初犯，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里的从宽处罚情节。每一个情节单独拿出来，都意味着当事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或者对社会的危害得到了弥补。当事人家属基于对法律条文朴素的信任，认为具备了这些条件，法院判处缓刑是顺理成章的。他们的期望，建立在一种对法律条款的直线理解上。

这种理解本身没有错，它看到了法律从宽的一面。但刑事判决，尤其是共同犯罪案件的判决，是一枚硬币。我们看到了从宽情节这一面，却容易忽略法院在量刑时，必须翻到硬币的另一面，去综合审视整个案件的全貌。这不仅仅是做加法，更是一个复杂的权衡过程。

内核：法院判决时的多重考量

那么，在合议庭的会议室里，法官们除了看到这些有利情节，还会重点斟酌什么呢？结合我多年的办案经验，有这么几个层面，是判决书里可能不会详细展开，但却实实在在影响结果的。

首先是案件的整体性质。如果这是一个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诈骗案件，即便个人是“从犯”，其所参与环节对整体犯罪的作用，以及该犯罪团伙造成的社会危害总额，都是法院考量的背景板。法院在判决时，往往要平衡全案各被告人的刑期，确保量刑的均衡与公正。有时候，为了体现对主犯的严厉惩处，或者基于全案的危害程度，对部分即便有从犯情节的被告人判处实刑，也是一种司法实践中的平衡。

其次，是“退赃退赔”的彻底性与主动性。是的，当事人退赔了自己直接获得的那部分，这值得肯定。但法院会评估，其退赔行为是否足以弥补被害人的全部损失？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其行为导致的危害是否仅用经济退赔就能完全消除？有时候，经济责任了结了，但行为造成的秩序破坏和社会信任损伤，仍然需要一定的刑罚来予以否定性评价。

再者，是认罪悔罪的态度是否贯穿始终。自首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但法院更看重的是在后续侦查、起诉乃至庭审阶段，当事人是否稳定、彻底地认罪悔罪，是否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并认可量刑建议。态度的反复或对关键事实的回避，都可能削弱从轻情节的效力。

最后，就是原文中提到的“自由裁量权”。这不是一个玄乎的词，它恰恰是司法经验的体现。就像老司机开车，不仅要看交通规则，还要看路况、天气和车流。法官在法定刑幅度内，根据本案所有的情节——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最终确定一个他们认为最恰当的刑期。一年五个月的实刑，在具备诸多从轻情节的诈骗案中，虽然会让家属感到意外，但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考虑到维护量刑的整体平衡时，它确实可能是一个裁量范围内的结果，很难被认定为“量刑过重”。

启示：面对判决，理性看待与有效应对

所以，当我们回头再看那个问题——“判了一年五个月，重不重？”——或许更好的思考方向是：为什么在这么多有利条件下，法院依然作出了这样的判决？

纠结于刑期数字本身“重不重”，意义不大，因为法律上对“量刑过重”有严格的认定标准，通常需要明显违反量刑规范化指引。对当事人和家属而言，更务实的一步，是委托专业律师，对判决书进行详尽的“解码”。律师会帮你分析：判决书中是否充分论述了不适用缓刑的理由？全案其他同案犯的判罚情况如何？在庭审中，公诉方的量刑建议是什么？这些细节，才是理解判决逻辑、评估后续是否有上诉空间的关键。

当然，如果经过专业分析，认为判决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上诉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但更重要的是，即便面对实刑判决，这些已经履行的从轻情节（自首、退赃等）依然在发挥作用——它们让刑期停留在了相对较低的幅度内。对于未来，在服刑期间认真改造，这些良好的前期表现也依然是争取减刑、假释的有利基础。

法律从来不是冰冷的公式，它是一次次具体的价值衡量。作为律师，我的作用就是帮助当事人看清这架天平两端的全部砝码，理解裁判者的思维路径，从而无论是接受判决还是继续争取，都能做出最清醒、最有利的选择。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