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律师饶金祥：强制猥亵罪的辩护核心要点

强制猥亵罪的辩护核心要点

作者：饶金祥律师，福建图灵律师事务所主任，执业十年，主要办理刑事案件，擅长领域包括性侵犯罪、计算机类犯罪、经济犯罪等，办理过的案件包括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强奸罪、诈骗罪、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贿罪、挪用资金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等。

引言

强制猥亵罪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传统多发犯罪，以 “物理接触、同一时空、直接身体侵害” 为核心特征，常见于熟人交往、公共场合等场景。《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明确其定罪量刑标准，结合《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两高两部 2023）等司法解释，为案件办理提供规范依据。

作为辩护人，办理此类案件需坚守罪刑法定、主客观相统一、证据裁判三大原则，在尊重被害人权益的同时，依法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本文以辩护人视角，聚焦证据质证要点、分层辩护策略及司法疑难问题，剔除犯罪构成要件的专门分析，强化实操性指引，为精准开展辩护工作提供核心参考。

一、强制猥亵罪的法律定性与规范依据

（一）核心定义与定性边界

强制猥亵罪的本质是 “以物理接触为前提，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违背 14 周岁以上他人意志，实施抠摸、亲吻、搂抱、侵入性接触等涉性侵害行为，以满足行为人性刺激的犯罪行为”，统一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无独立罪名。

辩护人需把握三大定性边界：一是区分 “强制猥亵” 与 “正常肢体接触”，社交礼仪、合理帮扶等无涉性意图与强制手段的接触不构成犯罪；二是区分 “强制猥亵罪” 与 “侮辱罪”，仅以羞辱、报复为目的且无涉性意图的行为，应主张按侮辱罪定性或不构成犯罪；三是区分 “刑事犯罪” 与 “行政违法”，未达刑法 “强制程度” 与 “猥亵严重性” 的一般不当行为，应主张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处理，不追究刑事责任。

（二）核心规范依据与辩护适用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定罪量刑核心依据，基本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有其他恶劣情节”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辩护人核心抗辩目标是否定 “强制手段” 与加重情节，避免量刑升格。

《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两高两部 2023）：细化实物证据审查、被害人陈述采信规则，辩护人可依据 “证据需确实充分”“不得推定强制手段” 等要求展开抗辩。

《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围绕证据合法性、非法证据排除、强制措施适用等程序规则，为程序辩护提供依据。

（三）犯罪特征与辩护切入点

传统强制猥亵罪具有 “物理接触性、同一时空性、手段强制性” 三大特征，辩护切入点如下：行为手段上，证据多为身体伤痕、目击证言等实物证据，可从证据合法性、关联性质疑强制手段真实性；侵害场景上，私密空间（家中、车内）或公共场所（公园、公交车）的认定存在抗辩空间；侵害对象上，熟人（同事、朋友、亲属）或陌生人关系，可主张 “自愿互动” 或 “误解引发的肢体接触”。

二、强制猥亵罪的证据规则与质证要点

证据是定案的核心，辩护人需围绕实物证据、言词证据等关键类型，从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三维度展开精准质证，打破控方证据链条。

（一）实物证据的质证策略

身体伤痕证据质证：重点审查伤痕形成时间与案发时间是否一致，通过病历记录、鉴定意见中的损伤愈合程度，排除陈旧伤痕混淆涉案行为的可能；质疑伤痕成因，结合案发现场环境、双方力量对比，论证伤痕可能系自伤、他伤或意外导致，而非被告人行为直接造成；审查鉴定机构资质与鉴定程序，若鉴定机构无相应资质、鉴定人员未回避，或鉴定过程未通知被告人到场、未听取被告人意见，可主张鉴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申请重新鉴定。

现场痕迹证据质证：针对衣物、毛发、指纹等痕迹证据，首先核查提取程序是否合法，若提取时未制作扣押清单、无见证人在场、未全程录音录像，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申请非法证据排除；质疑痕迹与被告人的关联性，若痕迹不具有唯一性（如多人接触过的衣物、公共空间提取的毛发），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应主张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审查痕迹的保管与送检程序，若保管过程中存在更换存储容器、无交接记录等情形，导致痕迹可能被污染、替换，可否定其真实性。

监控录像证据质证：核查监控录像的完整性，通过比对录像时间轴、画面衔接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删减、剪辑痕迹，重点关注案发关键片段是否缺失；质疑录像清晰度，若画面模糊无法明确识别被告人与被害人，或无法看清接触行为的具体细节（如是否存在强制动作、反抗行为），可主张该证据证明力不足；审查录像来源合法性，若系非法安装的监控设备（如私人在公共厕所、他人住宅安装）拍摄，可主张排除；若监控录像仅记录了肢体接触过程，未记录事前的强制手段、事中的反抗行为，可主张该证据无法印证被害人关于 “被强制猥亵” 的陈述。

（二）言词证据的质证策略

被害人陈述质证：审查被害人陈述的一致性，对比其在报案笔录、询问笔录、庭审陈述中的内容，若关于接触时间、地点、方式、强制手段等关键细节存在矛盾，且无合理理由解释，可主张陈述不具有真实性；核查询问程序合法性，若被害人系未成年人，询问时未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在场，或存在诱导性询问、未同步录音录像等情形，可主张排除该陈述；审查陈述的印证性，若被害人陈述无实物证据、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佐证，系孤证，应主张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探究被害人陈述动机，结合双方关系、案发背景，若存在恩怨纠纷、财产争议、敲诈勒索等潜在动机，可进一步质疑陈述的客观性。

被告人供述质证：审查供述的合法性，若被告人主张供述系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可申请调取讯问录音录像、看守所体检记录，结合被告人身上的伤痕、同监室人员证言等证据，论证非法取证事实，申请排除非法供述；质疑供述的真实性，若被告人供述与其他证据（如监控录像、痕迹鉴定）存在矛盾，或供述内容明显不符合常理，且被告人主张系被迫签字确认，可主张供述不具有证明力；若被告人如实供述涉案行为，应同时主张该行为构成自首或坦白，依法从宽处罚。

证人证言质证：审查证人与当事人的关系，若证人系被害人亲属、朋友或与被告人存在利害冲突，可质疑其证言的客观性；对比证人证言的一致性，若多名证人证言之间、证人证言与被害人陈述之间存在矛盾，或证人前后陈述不一致，可主张证言不可采信；评估证人的感知能力，结合案发时的光线、距离、证人视力听力状况，判断其是否能够准确感知案发过程，若证人系远距离观察、光线昏暗或存在视力障碍，可质疑证言准确性；审查证人出庭作证情况，若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仅提交书面证言，可主张其书面证言的证明力应予以削弱。

（三）其他证据的质证要点

书证质证：针对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转账记录等书证，审查其真实性，通过核查原始载体、比对账号归属，判断是否存在伪造、篡改可能；审查关联性，若书证内容与涉案强制猥亵行为无关（如双方无关的日常聊天、无关联的转账），可主张排除；若提交的系书证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且控方无法证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可主张证明力不足。

鉴定意见质证：针对心理评估报告、伤情鉴定等意见，审查鉴定机构资质、鉴定人员资格，若未取得相应鉴定许可或鉴定人员无执业资格，可主张鉴定意见无效；质疑鉴定方法的科学性，若鉴定依据的标准、采用的技术手段不符合行业规范，可主张鉴定意见不具有科学性；审查鉴定依据的充分性，若心理评估报告未考虑被害人过往心理病史、家庭环境等因素，或伤情鉴定未结合案发现场情况、被害人自身健康状况，可主张鉴定意见依据不足，要求重新鉴定。

三、辩护人办理强制猥亵罪案件的分层辩护策略

辩护应遵循 “先出罪、后罪轻、再量刑” 的分层逻辑，结合案件事实与证据情况，精准制定辩护方案，最大化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

（一）出罪辩护：争取无罪判决或不起诉

出罪辩护的核心是切断控方指控的犯罪逻辑，或论证证据不足，具体路径包括：

主张无强制手段：通过监控录像、现场痕迹、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告人未实施暴力、胁迫或其他强制方法，涉案肢体接触系双方自愿、意外或正当行为，不符合强制猥亵罪的行为要件；

主张被害人自愿：提交双方亲密关系证据（如情侣合照、亲密聊天记录、共同出行记录），结合案发时无反抗行为、未及时报警等事实，论证行为未违背被害人意志，自愿阻却犯罪成立；

主张无涉性侵害意图：通过被告人与被害人的长期交往记录、证人证言，证明被告人无满足性刺激的主观目的，涉案肢体接触系社交礼仪、玩笑、酒后失控等非涉性意图引发；

主张证据不足：若控方提交的核心证据（如被害人陈述）系孤证，或关键证据被非法排除后，剩余证据无法形成完整链条，达不到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的定罪标准，应坚决主张 “疑罪从无”；

主张行为显著轻微：结合行为次数（单次）、接触程度（轻微）、危害后果（未造成身心伤害）等事实，主张符合《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争取不起诉。

（二）罪轻辩护：打掉加重情节，降档量刑

若出罪辩护难度较大，应重点针对《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加重情节展开抗辩，争取在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幅度内量刑：

打掉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若案发时在场人员系特定熟人（如家人、朋友、同事），而非 “不特定多数人”，可主张不构成 “聚众”；若案发地点系私密空间（如私人住宅、封闭车内、办公室），不具有 “公共场所” 的开放性特征，可主张不构成 “在公共场所实施”；若所谓 “当众” 未被他人实际察觉，或未引发围观、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可主张不构成 “情节恶劣”，不应升格量刑。

打掉 “有其他恶劣情节”：若控方主张 “多次强制猥亵”，可抗辩多次接触系同一时间段内连续发生，应评价为一次行为，或部分接触行为不构成猥亵；若主张 “侵害多人”，可抗辩部分被害人的指控缺乏证据证实，或部分对象不符合 “14 周岁以上” 的主体要求；若主张 “造成严重后果”，可抗辩被害人的轻伤、心理障碍等后果系多种因素导致，与被告人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若主张 “冒充军警人员实施”，可抗辩被告人未表明军警身份，或无证据证明被害人因此产生恐惧心理。

打掉 “从重处罚情节”：若控方主张被告人系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如教师、监护人、医护人员），可抗辩被告人与被害人无实际照护关系，或接触行为与照护职责无关；若主张被告人系累犯、有性侵前科，可抗辩前科罪名与本罪不属同类犯罪，或累犯认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若主张被告人主观恶性大，可结合双方系熟人、无预谋、临时起意等事实，主张主观恶性较小，不应从重处罚。

（三）量刑辩护：争取从宽处罚与缓刑

在无法实现出罪或打掉加重情节的情况下，应全力挖掘从宽情节，争取最轻量刑甚至缓刑：

1、法定从宽情节的最大化运用：

自首：若被告人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包括自动投案、电话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应积极主张认定为自首，争取降档量刑；

坦白：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包括行为过程、主观意图等关键信息，可主张从轻处罚；

认罪认罚：在查清事实、认可罪名的前提下，协助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接受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争取从宽处罚；

未成年人犯罪：若被告人未满 18 周岁，坚决主张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结合其成长背景、悔罪表现，争取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

犯罪未遂 / 中止：若被告人已着手实施行为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如被害人激烈反抗、他人及时制止），可主张犯罪未遂，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若被告人自动放弃犯罪（如主动停止接触、道歉离开），且未造成损害，可主张犯罪中止，依法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主张减轻处罚；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若被告人系精神病人、残疾人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经鉴定作案时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减弱，可主张从轻或减轻处罚。

2、酌定从宽情节的全面挖掘：

初犯、偶犯：被告人无前科劣迹，平时表现良好（如单位证明、社区评价），系临时起意、无预谋实施行为，可主张主观恶性小；

积极悔罪：协助被告人主动向被害人道歉、赔偿损失（如支付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争取被害人书面谅解，提交悔罪书、承诺书，证明其无再犯风险；

人身危险性低：结合被告人的家庭情况（如赡养年迈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职业状况、社会评价，论证其人身危险性低，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

被害人过错：若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如主动挑衅、酒后失态引发冲突、虚构事实诱导被告人），可收集相关证据，主张酌情从轻处罚。

（四）程序辩护：通过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权利

程序辩护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应贯穿案件办理全过程：

强制措施合法性审查：案件侦查阶段，若被告人无社会危险性（如无再犯可能、不致逃避侦查）、不具备逮捕必要，可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申请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避免长期羁押对被告人权益的侵害；审查逮捕程序合法性，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证据不足，可申请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要求变更强制措施。

非法证据排除：全面审查控方证据的收集程序，对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如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述、诱导性询问取得的被害人陈述）、实物证据（如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痕迹、物品），依法申请排除；若核心证据被排除后，控方指控的犯罪事实缺乏证据支撑，可主张证据不足，要求宣告被告人无罪。

询问、讯问程序异议：针对未成年人被害人，若询问时未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在场、未同步录音录像，可主张排除该陈述；针对被告人，若讯问时未保障其休息权、饮食权，或存在超时讯问、未告知诉讼权利等情形，可主张讯问程序违法，排除相关供述。

庭审权利保障：庭审过程中，确保被告人的质证权、辩论权得到充分行使，对控方提交的每一份证据逐一发表质证意见，针对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充分发表辩论观点；若被告人因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等原因无法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可申请法庭提供必要的协助。

羁押必要性审查：若被告人已被羁押较长时间，案件仍未查清，或被告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继续羁押（如患有严重疾病），可向检察机关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要求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四、司法实践疑难问题的辩护解读

（一）“公共场所当众” 的认定辩护

司法实践中，公诉方常将 “在公园、公交车、商场、酒吧等公共空间实施” 直接认定为 “公共场所当众”，进而主张加重情节。辩护人可从三方面抗辩：一是明确 “公共场所” 的认定标准，需同时具备 “空间开放性” 与 “人员不特定性”，若案发时公共空间内无其他人员在场，或在场人员未察觉涉案行为，不构成 “当众”；二是区分 “公共空间” 与 “公共场所当众”，若案发地点系相对封闭的公共区域（如公共厕所隔间、封闭的电梯、私人承包的 KTV 包厢），不具备 “当众” 的公开性特征，不应认定为加重情节；三是结合社会危害性判断，《刑法》将 “公共场所当众” 作为加重情节，本质是因其侵害了公共秩序与他人性自主权双重法益，若行为未引发他人围观、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可主张不构成 “情节恶劣”，不应升格量刑。

（二）“强制手段” 的认定辩护

“强制手段” 是强制猥亵罪的核心构成要素，公诉方常以 “被害人存在反抗痕迹”“双方力量悬殊”“被告人有威胁言论” 为由主张存在强制手段。辩护人可针对性抗辩：一是区分 “反抗痕迹” 与 “强制手段”，被害人的轻微反抗（如推搡、躲闪）不能直接等同于被告人实施了强制手段，需结合是否存在暴力行为、威胁言论等综合判断；二是质疑 “威胁言论” 的强制程度，若所谓 “威胁” 仅为口头争执、情绪宣泄，未以人身安全、隐私泄露、财产损失等相威胁，未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意志的程度，可主张手段未达入罪标准；三是排除 “力量悬殊” 的推定，若双方力量悬殊但被告人未使用强制手段，被害人系自愿接受接触，反抗仅为象征性，不能仅凭力量对比认定 “强制手段”；四是主张 “未反抗不等于被强制”，若被害人因自身原因（如胆小、害怕麻烦、碍于情面）未反抗，而非因被告人的强制手段，不能推定 “强制手段” 成立。

（三）“被害人自愿” 的认定辩护

“被害人自愿” 是强制猥亵罪的重要出罪理由（区别于猥亵儿童罪），但实践中认定难度较大，需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论证：一是提交双方亲密关系证据，如情侣合照、亲密聊天记录、共同居住证明、转账记录（如节日红包、礼物消费），证明双方存在自愿接触的感情基础；二是指出被害人的反常行为，如案发后未及时报警、未第一时间就医、仍与被告人保持联系，且无合理解释，辅助主张 “自愿”；三是申请目击证人出庭，如案发时在场的朋友、同事，证实案发时无强制迹象、被害人无明显反抗行为；四是结合案发场景与互动细节，如案发地点系被告人或被害人的私人住宅、双方系主动邀约见面、接触过程中被害人有主动回应行为，论证自愿的合理性。

（四）“多次猥亵” 的认定辩护

公诉方常以 “被告人多次与被害人发生肢体接触” 为由主张 “多次猥亵”，进而认定 “有其他恶劣情节”。辩护人可从三方面抗辩：一是界定 “多次” 的认定标准，若多次接触系同一时间段内连续发生（如一小时内的两次轻微触碰），应评价为一次完整的犯罪行为，而非 “多次”；二是区分 “猥亵行为” 与 “一般肢体接触”，若部分接触行为未涉及隐私部位、无涉性意图（如日常搂抱、搀扶），不应计入 “多次猥亵” 的次数；三是质疑 “多次” 的证据充分性，若指控的 “多次” 仅依据被害人单方陈述，无监控录像、证人证言、痕迹证据等其他证据佐证，可主张不能认定 “多次”；四是主张 “多次” 情节轻微，若多次接触均无强制手段、未造成实质危害，可主张不构成 “其他恶劣情节”，不应升格量刑。

五、结语

强制猥亵罪的辩护核心在于 “证据质证” 与 “情节抗辩”，辩护人需聚焦控方指控的薄弱环节，通过精准质证打破证据链条，结合分层辩护策略实现出罪、罪轻或量刑从宽的辩护目标。实践中，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当事人隐私，证据收集与固定存在特殊性，辩护人需更加注重细节审查，既要坚守罪刑法定、证据裁判原则，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要尊重被害人的权益，平衡司法公正与社会效果。

辩护工作需贯穿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全过程，侦查阶段重点关注强制措施合法性、证据收集程序；审查起诉阶段重点开展证据质证、争取不起诉；审判阶段重点围绕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展开辩论。同时，需密切关注司法解释的更新与裁判规则的变化，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辩护方案，通过专业、严谨的辩护工作，确保案件办理的公正性与合法性，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