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律师：如何区分“情节轻微”与“显著轻微”

在法庭上，我经常要为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反复推敲：当事人的行为，究竟是“犯罪情节轻微”，还是“情节显著轻微”？别看只差两个字，这背后可是罪与非罪的天壤之别。一个意味着有罪但可能免罚，另一个则意味着根本不构成犯罪。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一开始都弄不明白，觉得“反正都挺轻的，差不多吧”。但作为律师，我必须把这道界限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这直接决定了辩护的方向和当事人的命运。

定性判断：核心在于有没有“实行行为”

要分清这两者，第一步得看定性。这就像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跑步”，不能只看他动了腿，还得看他是不是在田径场上朝着终点线前进。在法律上，这个“朝着终点线前进”的动作，就叫“实行行为”。

“犯罪情节轻微”的前提是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它具备了刑法分则某个罪名所要求的“实行行为”，只是危害程度比较轻。比如，我曾办过一个案子，一位张先生一时糊涂，拿了关系密切的同事放在桌上的几千块钱，事后很快归还并获得了谅解。从形式上看，他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这就是“实行行为”。所以，他的行为是“犯罪”，只是综合全案情节，可以认为“情节轻微”，检察院最终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它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三十七条，前提是“犯罪”。

而“情节显著轻微”则完全不同，它的本质是不构成犯罪。为什么？因为这种行为从根本上说，就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实行行为”，它没有对法律所要保护的核心利益（法益）造成值得动用刑罚处罚的侵害。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三次偷拿了邻居家院子里价值几十块钱的花草，虽然次数达到了“多次”，但财物的价值极其微薄，社会危害性极小。在实质判断上，这类行为通常没有达到盗窃罪所要规制的法益侵害程度，它可能更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而不是犯罪。定性判断时，我们只关注行为本身的性质，至于行为人有没有前科、事后是否道歉，那是量刑时才考虑的事。

定量考察：一把衡量轻重的“尺子”

定性判断解决了“是不是”的问题，定量考察则要解决“有多轻”的问题。这把尺子怎么用，很有讲究。

对于已经定性地为犯罪的“情节轻微”案件，我们在定量考察时需要综合权衡。这把尺子量的是三个方面：一是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大小，比如数额、后果、手段（这影响“责任刑”）；二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比如有无前科、是否自首、退赔退赃情况（这影响“预防刑”）；三是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和效果。只有当行为的责任本身很轻，且行为人再犯的可能性很小，综合考量下才可能适用“情节轻微”而争取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实践中，司法机关享有一定的裁量空间。

而对于可能属于“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定量考察时有一把很好的参照“尺子”——行政处罚。我们要思考，这个行为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法律来规制，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刑法应该是最后的手段。如果一个行为明显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且处罚足以达到惩戒和预防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应该坚决主张它属于“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比如，购买一张伪造的身份证用于普通务工，没有造成其他严重后果，这种行为首先应由《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如果动不动就上升为犯罪，那行政处罚的空间就被挤压了。律师在辩护时，常常需要从这个角度去论证，为当事人争取无罪的结论。

律师的功课：在模糊地带寻找清晰路径

说了这么多，理论上的区分或许清晰，但落到每一个具体案件里，边界往往是模糊的，这正是刑事辩护的专业价值和挑战所在。我的体会是，律师不能只做法律的“传声筒”，更要成为法理的“诠释者”。

面对一个初看可能构成犯罪的案件，我们首先要穿透形式，进行实质判断：这个行为真的触及了刑法保护的核心利益吗？还是只是普通的民事纠纷或行政违法？其次，我们要精细地进行定量比较，全面收集对当事人有利的情节，论证其社会危害性极低。最后，要善于运用“行政处罚足以规制”这一论点，在罪与非罪的边界上，为当事人构筑一道坚实的无罪辩护防线。

法律条文是冰冷的，但法律的适用应当充满智慧和温度。准确区分“情节轻微”与“显著轻微”，不仅是对法律专业的坚守，更是对当事人人生负责的态度。作为律师，我的职责就是在这条看似模糊的界限上，用专业和经验，为当事人找到最光明的那条路。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