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某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当事人的声音里满是焦虑。他因为帮人办理去国外某国的签证，材料被查出问题，案子已经从国外转回国内立案。电话里他反复问我：“叶律师，我这到底算骗证，还是算组织偷越？会不会很严重？”这种困惑，我在这类案件里见过太多次了。
一、三个“兄弟”罪名，为何“骗取”相对最轻？
涉及非法出境的常见刑事罪名，主要有三个。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三兄弟，长相相似，但性格和后果大不相同。
老大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性子最烈，刑期也最重，起点就在五年以下。老二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刑期在二到七年之间浮动。老三就是“骗取出境证件罪”，相对最温和，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为什么在辩护时，我们常常会聚焦于“骗取”这个罪名？因为它有点像“组织偷越”的帮助犯，情节相对较轻。从司法实践来看，一旦被认定为“骗取”，当事人争取取保候审、不起诉甚至缓刑的机会，会大得多。我过去就有成功将指控从“组织偷越国境”变更为“骗取出境证件”，最终在审查起诉阶段为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的案例。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辩护战场，往往在罪名之间的模糊地带。
二、收中介费算不算“组织”？关键看这三个字
很多当事人想不明白：我只是介绍了一下，收了一点中介费，怎么就成了“组织”偷越国境呢？这里面的核心，就在于对“组织”行为的界定。
法律意义上的“组织”，不是简单的牵线搭桥。它要求行为人实施了“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境的行为。比如，制定详细的偷渡计划、安排具体路线、指挥人员行动、分配任务等等，具有相当程度的主动性和控制力。
如果当事人仅仅是提供了虚假的商务邀请函，或者做了些面签培训，收取了一些好处费，并没有后续的指挥、接送、安排偷越边境线等行为，那么要定性为“组织”就显得牵强。在这种情况下，辩护的空间就打开了，我们完全有理由争取往“骗取出境证件”的方向去辩护。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一切都要回到案卷中的证据。
三、从正在办理的案子，看辩护的“两步走”
说回开头提到的那个案子。明天，我就要去检察院阅卷了。尽管之前和办案单位的沟通还算顺畅，但我的担忧一直没放下。批捕时，办案机关同时考量了“组织偷越国境”和“骗取出境证件”两个可能性，这本身也说明了案件的复杂性。
我目前的辩护思路，可以概括为“两步走”。第一步，核心目标是推翻“组织偷越国境”的指控。我会仔细审查全案证据，寻找当事人没有实施“领导、策划、指挥”行为的证据支撑，证明其行为边界止于“骗取出境证件”。第二步，如果第一步成功，接下来就要在“骗取”罪名下，争取认定其为从犯，进一步降低其刑事责任。
这听起来是个理想的路线，但做起来必须如履薄冰。现在的办案警官和检察官都非常专业，对证据的把控极其严格。我昨晚加班梳理思路时就在想，突破口很可能隐藏在那些被忽略的沟通记录和资金往来细节里。当事人当初可能只是为了赚笔快钱，根本没意识到帮人用旅游签、商务签出去打工，背后伴随着如此严重的刑事风险。
说到底，面对这类案件，家属和当事人能做的，是尽快厘清事实脉络，委托专业的律师介入，通过细致的证据审查和法律论证，在罪名的定性上争取最有利的结果。法律风险是真实的，但专业的辩护空间，也同样存在。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