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接到电话，那头的声音又急又怕。去年，一位杭州的女士找到我，说她弟弟在国外失联好几个月，最近才辗转得知，人被困在境外一个电诈园区里。人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但更麻烦的事在后头——他不仅是被骗的受害者，还可能因为“过去”的方式，牵涉到其他问题。这种跨境电诈和涉嫌偷越国边境交织的案件，我近些年接触了不少。很多家属第一反应是绝望，觉得人远在境外，事情又这么复杂，是不是只能认了？说实话，情况确实棘手，但绝非无路可走。
一、核心突破口：主观上是被迫还是自愿？
很多当事人和家属最困惑的一点是：他明明是去找工作被骗的，怎么自己也成“罪犯”了？这里的关键，在于法律怎么看他的“主观意图”。
我办的案子里，有不少年轻人是怀揣淘金梦出去的，到了地方才发现是电诈窝点。想走？没那么容易。有人被没收护照，有人被暴力威胁。这时候，他参与电诈活动，很可能不是出于“我想骗钱”的故意，而是“我想保命”的被迫。
在这种情况下，辩护的第一个方向就是审查主观要素。如果当事人能证明自己是被胁迫、拘禁甚至殴打才参与其中，那么性质就完全不同。他曾偷偷发出的求救信息、身上留下的伤痕、甚至同乡的证言，都可能成为关键的证据，去主张其属于胁从犯，或者根本缺乏诈骗罪的“非法占有故意”。
还有一种常见情况，当事人只在窝点里做做饭、修修电脑，根本没直接参与打电话诈骗，也没分到赃款。这时，我们可以重点论证，他的行为仅仅是提供后勤或技术服务，对诈骗的核心环节并不知情。这就像在一个工厂里打扫卫生，并不代表你知道车间里在生产违禁品。把主观故意这个基础打掉了，案件的定性就可能动摇。
二、程序之辩：境外证据的“合法性”关卡
即使有一些不利证据指向当事人，我们也不能轻易采信。跨境案件有一个天然的辩护屏障，那就是证据的合法性审查，这一点恰恰是很多办案初期的突破口。
根据我国法律，在境外形成的证据，想要在国内刑事诉讼中使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公证、认证程序。但现实中，由于跨国协作的困难和时间紧迫，部分证据的取证流程可能存在瑕疵。比如，境外警方的一份询问笔录，如果没有完备的翻译和认证手续，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案子，办案机关出示了几份关键的电子数据，声称来自境外服务器。但当我们仔细审查证据移交记录时，发现其中一环的移交手续不清晰，证据链条存在断点。我们当即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这个问题非常专业，但往往能击中要害。证据是案件的基石，基石不稳，整个指控大厦就可能摇摇欲坠。
此外，管辖权有时也会成为一个争议点。犯罪行为的预备、实施、结果如果涉及不同地点，究竟该由哪里管辖？厘清这个问题，有时能为当事人争取到更有利的诉讼环境。
三、关键防“重”：避免一个行为被罚两次
在跨境电诈案里，有一个很多人甚至一些法律工作者都会忽略的辩护要点，那就是“禁止重复评价”。简单说，就是不能因为同一个行为，让当事人受到两次刑罚。
举个例子，当事人为了去境外参与电诈（假设其有故意），采取了偷越国边境的行为。那么，这个“偷越”行为，实际上是他实现诈骗目的的一个步骤。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最终认定他构成诈骗罪，那么这个偷越行为通常会被诈骗犯罪所吸收，作为其情节的一部分来考量，而不是再单独定一个偷越国边境罪进行处罚。
这就好比，你不能因为一个人为了抢劫而闯了红灯，就既判他抢劫罪，又单独判他一个危险驾驶罪。辩护时，我们需要仔细审视起诉的罪名，是否存在这种将一个犯罪手段再次独立定罪的情况。如果存在，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辩点，能为当事人争取去掉一个罪名，实现罪轻辩护。
当然，每一起案件都是独特的。有的当事人可能确实是在完全不知情下被骗出境，之后也没有实施任何诈骗行为，那么其偷越行为本身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是否情节显著轻微，都需要结合具体证据来分析。实践中，对于情节轻微的单次偷越行为，争取不起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面对这类错综复杂的跨境案件，焦虑是正常的，但慌乱解决不了问题。作为辩护律师，我们的工作就是抽丝剥茧，从主观动机、证据链条、法律适用等多个维度，寻找那一道可能的光。这个过程需要耐心，更需要专业。我们会全面审查所有通信、出入境、医疗记录，与办案机关进行专业沟通，利用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每个诉讼阶段，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的法律结果。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