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当事人和家属找到我们时，都抱着一个朴素的想法：诈骗案不就是钱的事吗？把钱退了，损失挽回了，案子不就应该撤了吗？说实话，我刚执业那几年，也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但十八年办下来，我越来越清楚，刑事案件一旦启动，就像一列已经驶出的火车，想让它停下来，远比想象中复杂。
退赔不等于撤案，关键在于“国家赔偿”
去年，我接待了一位从外省赶来的家属，他的孩子因为一笔生意上的纠纷被杭州警方以诈骗罪刑拘。家属第一时间凑齐了钱，和对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对方也写了谅解书。他们以为万事大吉，结果等来的却是逮捕通知书。家属当时非常困惑，甚至有些愤怒，觉得警方不讲道理。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国家赔偿。一旦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对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或逮捕措施，这个行为就代表了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如果事后轻易撤销案件，那就意味着之前的关押可能是错误的，被错误关押的人有权依法申请国家赔偿。这笔赔偿，最终是由做出决定的办案机关来承担的。所以，从程序上讲，一旦立案进入刑事流程，想要“撤案”的难度极大，办案机关会非常审慎。退赔和谅解，更多是影响量刑和后续处理（比如能否取保、能否不起诉或判缓刑）的关键情节，但很难直接让已经转动的司法机器立刻停下。
不起诉的突破口：寻找“定性争议”
既然撤案难，那在诈骗罪里，还有什么出路？根据我们团队处理大量案件的经验，争取“不起诉”是实践中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径。而在这些成功不起诉的案件中，大约有八成，都存在一个核心的辩护空间：定性争议。说白了，就是这件事到底算刑事诈骗，还是民事纠纷？
区分这两者的“命门”，在于能否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需要从具体行为中去挖掘。我常跟团队律师说，要像侦探一样，去还原钱的轨迹和当事人的心理。比如，当事人收了钱，也做出了承诺，他后续有没有为履行承诺付出实际努力？是因为能力不足、市场变化等客观原因导致失败，钱也真的花在了办事上，还是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履行，钱一到手就挥霍一空？又比如在一些借贷型诈骗中，关键要看借款时的真实用途和还款能力。是用于正常的经营投资但亏损了，还是用于赌博、奢侈消费？借款时，他名下有没有资产，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撑还款预期？
我记得前年办过一个上海的案子，当事人把借来的钱用于网络赌博，输了个精光。表面看，这似乎坐实了诈骗。但我们深入调查发现，他名下有一家正常经营的公司，在借款前后，他甚至还在向自己女友借钱试图填补窟窿，公司也一直有盈利进账。我们向检察官着重论证：一个拥有偿还能力且试图还款的人，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故意是存疑的，这更接近于一场高风险投资失败引发的民事债务纠纷。最终，检察院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让证据“说话”，打破办案惯性
冯律师刚才提到的案例，给了我很大启发。很多诈骗案，资金流向复杂，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每一笔钱的去向。如果仅仅因为最终事情没办成，就推定他一开始就想骗钱，这是不严谨的。我们的辩护工作，有时候就是帮助当事人把这条模糊的“资金用途链”清晰地呈现出来。哪怕最终有些环节查不清，但只要我们能提供合理解释和证据线索，证明资金可能用于声称的正途，就足以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层面，创造出不起诉的空间。
另外还有一个现实因素。现在诈骗类案件数量确实庞大，一些办案单位在初期可能会形成一种“行为惯性”，对于符合形式要件的案件，先刑事拘留再说。这就更需要我们律师尽早介入，像筛子一样仔细过滤案卷，从纷繁复杂的材料中，精准找到那个可能存在的“定性争议点”，并把它夯实、放大。告诉办案机关：这个案子，有不一样的可能。
说到底，面对诈骗罪的指控，退赔是积极弥补过错的态度，但绝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真正的辩护，始于对案件性质的深刻洞察，成于对每一个证据细节的执着追问。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