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刑事律师这么多年，我经手的医疗系统案件不算少。前两年办过一个案子，印象特别深。某医院的科室主任，涉案金额数百万元，最终法院判了一年三个月。这个结果出来时，家属几乎不敢相信，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解，个人受贿这个数额，刑期起步就在十年以上。从十年到一年三个月，这中间的鸿沟是如何跨越的？关键就在于对当事人特殊身份的深度挖掘，以及辩护方向的精准把握。
身份的双重性：是医生，更是“单位”的关键一环
在当前的医疗反腐背景下，很多医院工作人员，特别是科室主任这样的角色，处境很特殊。轻而言之，他们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重而言之，他们手握科室的行政管理权和业务决策权，是不折不扣的“从事公务的人员”。这种双重身份，既是风险所在，也恰恰是辩护中可以着力辨析的空间。 我们面对的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事实。很多情况下，款项的往来、利益的输送，其性质认定存在巨大的讨论余地。比如，科室主任一个人收了钱，自己全拿了，并为供应商谋取了好处，这构成个人受贿比较明确。但现实往往更复杂。我见过不少案子，款项进入科室后，并非主任一人独享。他可能会告知科室的副主任、骨干医生，甚至护士长，并在内部形成一个或明或暗的“分配”机制。虽然作为负责人他拿的可能是大头，但这个行为模式一旦成立，案件的性质就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从“个人”到“单位”：钱款分配是认定的核心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这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我国刑法对个人受贿和单位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完全是两个层级。个人受贿，只要数额在几万元以上，就可能面临刑事追责，数额巨大的，刑期十年以上。而单位受贿，追诉门槛更高，通常要达到数十万元以上，且量刑上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远比同等数额的个人受贿要轻得多。 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判了一年三个月的案子，核心辩护点就在于此。我们通过仔细梳理案卷材料、反复核实相关人员证言，发现那笔数百万元的款项，虽然由科室主任经手，但其用途和去向，并非他个人独占。他向科室的其他副主任、主要骨干医生甚至部分护士进行了告知，并将其中相当一部分钱款，以各种名义在科室内部进行了分配。尽管他个人所得仍然最多，但这个“分配”行为，使得该行为更符合“为单位谋取利益，由单位非法收受财物”的单位受贿罪特征。
辩护的关键：用证据与判例搭建桥梁
当然，想把辩护方向从个人受贿转向单位受贿，绝不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这需要扎实的证据工作和专业的法律论证。第一关就是证据关。这类案件中的经济利益往来，为了隐蔽，很多时候用的是现金，查证难度大。一旦案发，出于自保心理，其他参与分配的同事很可能选择沉默甚至否认。这时，就需要律师通过细致的阅卷、有策略的询问，去发现和固定能够证明“集体知悉”和“利益分配”的线索与证据。有时，甚至需要申请关键证人出庭，通过对质来还原事实。 第二关是法律适用关。除了讲法理，更要看“先例”。我们会进行大量的案例检索，寻找全国各地法院，尤其是本省、本市法院，对于类似身份、类似情节的医院科室受贿案件，是如何认定的。如果能找到一批最终被认定为“单位受贿”并得以轻判的生效判决，把它们系统性地整理出来提交给法庭，其说服力是非常强的。法官在裁判时，会非常重视类似案件的判决尺度，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同案同判”原则。 总而言之，在医疗领域职务犯罪的辩护中，死磕“没拿钱”或“数额不对”有时并非最优解。深入剖析当事人职务行为的单位属性，审查利益流动的整体性与集体性，往往能开辟出新的辩护维度。即便在反腐高压的态势下，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为当事人争取最合理的定性，仍然是专业刑事律师的价值所在。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