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去了外省某市的一个看守所，会见了一位当事人。他的情况有点特殊，是因为销售假冒的传销产品被抓的。案子本来已经往前走了，但因为前期一些工作没做到位，又被退回了侦查阶段。这次会见，核心就是和他一起，为接下来的审查起诉阶段做准备，目标很明确：争取缓刑。
说实话，这类案子在杭州我也办过不少，罪名听起来复杂，但辩护的路径其实有迹可循。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一开始都特别慌，觉得又是“假冒”又是“传销”，是不是很严重？今天，我就结合这个案子，聊聊这类案件的关键辩护点在哪里。
第一步：厘清“假冒”与“传销”的双重属性
很多当事人一听到这两个词绑在一起，头就大了。他们会觉得，一个罪名就够呛了，怎么还两个叠加？其实，在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的核心定性往往有主次之分。
我见过不少案子，办案机关最初的侦查重点可能放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上，因为涉及人员多、层级复杂，看起来“动静”大。但仔细研究案卷会发现，当事人销售的产品本身是假冒伪劣的，成本极低，所谓的“高额回报”和“拉人头”收益，本质上是通过销售假冒产品来实现的。这时，行为的核心就可能从“传销”的组织性，转向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非法经营性。
这个定性上的细微差别，直接关系到量刑。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旦层级和人数达到标准，起刑点就不低。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量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法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如果能通过证据和辩护，将案件的重心向后者引导，就为后续争取较低刑期乃至缓刑，创造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基础。这就好比解一个绳结，你得先找到那个最关键的线头。
第二步：抓住“退补侦查”的黄金准备期
就像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案子，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对当事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期，绝不是坏事。很多家属一听“退回”，就觉得是不是情况恶化了，反而更加焦虑。
实际上，这个阶段恰恰是律师介入，为当事人夯实辩护基础的关键时刻。在侦查阶段，律师的核心工作之一是指导当事人做好一份对自己有利的笔录。这份笔录不是教当事人说谎，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帮助他清晰、准确、有利地陈述事实。比如，对于销售金额的认定，对于自己在整个体系中作用和地位的描述，对于产品认知程度的说明等等。
一份稳定、客观且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有利口供，在案件进入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后，会成为检察官考量案件情节的重要依据。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以及以何种罪名、何种量刑建议提起公诉时，案卷里的每一份证据都会仔细权衡。如果当事人自己的陈述逻辑清晰、重点突出，能够合理解释一些疑点，那么检察官采纳辩护意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这个阶段的工作，就像是在为一座大厦打下坚实的地基，地基稳了，上面的建筑才能稳固。
第三步：在审查起诉阶段聚焦“缓刑”可能性
当案件材料移送到检察院，就进入了争取缓刑的“主战场”。能否判处缓刑，法律有明确的条件，比如是否属于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否有悔罪表现，是否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等。
对于销售假冒传销产品这类案件，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就要紧紧围绕这些条件展开。首先，通过专业法律意见，与检察官充分沟通，尽可能在起诉时就确定一个较低的基准刑期，使其符合“三年以下”这个硬性门槛。这需要结合全案证据，对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主观恶性、作用地位等进行精细化辩护。
其次，要积极为当事人创造“悔罪表现”的条件。例如，引导当事人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争取被害单位（如果存在被侵权的正规厂家）的谅解等。这些情节虽然看似是“态度”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是检察官提出缓刑量刑建议、法官最终决定适用缓刑时非常看重的因素。我曾办过一个类似的案子，当事人通过退赔了大部分违法所得，并取得了谅解，最终在检察院阶段就获得了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审判阶段也顺利通过了。
说到底，刑事辩护是一场细致而专业的沟通。从厘清案件性质，到把握程序节点，再到聚焦量刑情节，每一步都需要基于事实和法律，进行扎实的工作。面对困境，慌乱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冷静分析，找准路径，才能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