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研究一些涉及境外资产的复杂案件时，读到一篇关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学术文章。这篇文章讨论的“高度可能”证明标准，让我想起执业这些年，接触过的一些当事人和家属的困惑。他们常常会问，人在国外，钱也在国外，国内还能追回来吗？法律上到底是怎么认定的？今天，我就结合自己的办案经验，聊聊这个话题。
“高度可能”不是“绝对肯定”，理解偏差是实践瓶颈
文章里提到一个关键数据，截至去年，全国法院审结的违法所得没收案件只有两百多件。这个数字背后，反映了一个现实：立法上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工具，但在实践中，大家用得却非常谨慎。为什么？核心就在于对“高度可能”这个证明标准的理解，存在偏差。
很多办案人员，甚至包括一些律师同行，潜意识里还是用刑事定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尺，去衡量一个“对物之诉”。这就像用尺子去称重量，工具用错了，自然觉得处处达不到标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本质上处理的是“财产”和“犯罪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它不要求先给“人”定罪。这个程序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人跑了，钱在外”的困境。如果因为理解上的畏难情绪而不敢用、不善用，这个程序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高度可能”在实务中如何落地？三个关键维度
那么，在具体案件中，“高度可能”到底怎么判断？文章提炼了几个要点，我觉得非常贴近实务。
第一是证据的关联性。这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具体指向的。比如时间关联，财产取得的时间和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高度重合。我见过一个案子，当事人涉嫌某项经济犯罪，侦查期间，他远在国外的亲属名下突然多了一处房产，购房款的支付时间点，恰好与几笔可疑资金流出的时间点吻合。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就是建立关联性的重要起点。
第二是证据的盖然性。简单说，就是控方证据的证明力，要明显大于辩方或利害关系人一方提供的证据。文章里引用的那个指导性案例很典型。控方拿出了银行流水、资金转移记录、购房付款凭证等一系列书证，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链条。而利害关系人这边，只有“他人赠与”的口头说法，拿不出任何书面合同或资金流转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认定控方证据的证明力明显更优，符合“高度可能”的标准。这提醒我们，如果家属或利害关系人要主张财产合法，不能光靠说，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证据。
第三是逻辑与经验的运用。有些案件，直接证据可能因为跨境等原因难以获取，这时就需要依靠间接证据和合理的推理。比如，一个没有合法大额收入来源的人，在短时间内，其关联账户在境内多次大额取现，同时期，其在境外的关联账户却存入等额资金。尽管没有一笔直接的跨境转账记录，但结合其他证据，这种资金动向的反常模式，完全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建立起“高度可能”的关联。
面对跨境困境，律师的辩护空间与应对策略
文章也客观指出了跨境追赃的实践困境，比如境外资产信息难获取、资金转移路径隐蔽断裂等。这些困境，恰恰也是刑事辩护中可以关注的空间。
对于当事人和家属而言，如果面临涉案财产可能被申请没收的情况，需要清醒认识到几点。首先，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是证明财产与犯罪行为“高度可能”相关，而不是证明到“铁板钉钉”的程度。这意味着，辩护的重点可以放在切断或削弱这种“关联性”上。例如，能否证明财产取得有合法、独立的资金来源？能否证明资金流转时间与所谓犯罪行为时间并不吻合？
其次，要高度重视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如果财产登记在配偶、子女或其他亲友名下，他们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提出异议并举证。这时，提供扎实的、经得起推敲的合法来源证据至关重要，比如清晰的创业经营记录、投资收益证明、合法的赠与或继承文件等。不能仅仅是口头辩解。
最后，理解“推定规则”的双刃剑性质。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情形下，法律允许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推定。这对辩方提出了更高的证据要求。因此，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保持清晰的财务流水和合法的财产凭证，不仅仅是为了经营规范，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成为保护自身财产的关键防线。
说到底，法律程序的完善，是为了在打击犯罪与保障财产权利之间寻求平衡。作为律师，我的角色就是帮助当事人，在这个复杂的平衡木上，找到最坚实的立足点。无论是对于办案机关，还是对于当事人，“高度可能”都不应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模糊概念，而是一个可以通过扎实证据和严谨逻辑来具体衡量的标尺。理解它，才能善用它，也才能更好地应对它。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