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不起诉决定书里，检察官写道：“本案串通投标的目的在于顺利结算工程款，在招标之前中标方已经承接整个工程，并且已完成大部分工程，其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这句话让我沉思了很久。在杭州执业十八年，我见过不少涉及串通投标罪的案子，一个核心问题反复出现：当事人做的，到底是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串通投标”？
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一听到“串通投标”四个字就慌了，觉得只要在招投标过程中有不合规的操作，就一定会坐牢。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刑法有它严格的边界，行政违规不等于刑事犯罪。今天，我想结合一些实务中的观察，聊聊两类在司法实践中争议很大，但很可能不构成犯罪的“串通投标”行为。
第一类：借名投标，自己和自己能“串通”吗？
先看一个常见的场景。张先生的公司已经实际进场施工，甚至工程都快做完了，但因为项目前期手续不全，为了结算工程款和办理后续证件，不得不补一个招投标流程。招标方也同意，于是张先生找了几家朋友的公司，借用他们的资质来“陪标”，最终让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中标。整个过程，从制作标书到缴纳保证金，都是张先生一人在操办。
这种情况下，张先生构成串通投标罪吗？从形式上看，他确实找了多家公司参与投标，似乎符合“围标”的特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刑法第223条规定的“串通”，其文义核心是至少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相互勾结”。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张先生一人在策划、控制所有投标主体，那么这在本质上是一个主体在“表演”，而不是多个主体在“串通”。自己和自己，是无法“串通”的。
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观点支持这种理解。比如在有的不起诉决定中，检察官就明确指出，被不起诉人利用自己控制的三家公司投标，所有工作均由一人安排，无论哪家公司中标，实际中标人均是同一人，该行为不应认定为串通投标。这种判断回归了“串通”一词的基本含义，避免了刑罚的不当扩张。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追问：这种“过场式”的招投标，真的损害了谁的利益吗？招标方知情且同意，甚至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陪标”的公司本无真实投标意愿，也谈不上利益受损。如果仅仅因为程序违规就动用刑罚，反而可能损害工程本身的顺利推进和相关工人的利益。
第二类：只串技术参数，不串价格，构罪吗？
再看另一种情况。李总是某医疗器械公司的区域经理，为了中标某医院的设备采购项目，他通过关系找到医院负责人，将招标文件的技术参数设置得与自己公司的产品高度吻合，并安排其他公司陪标。最终，他的公司以合理的价格中标。在这个案子里，当事人串通的是“技术参数”，而非“投标报价”。
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问题：串通投标罪，到底在打击什么？招投标制度的核心是价格竞争，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最优性价比。因此，刑法第223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打击的是“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的行为，矛头直指操纵价格、破坏竞争核心的行为。将技术参数等非价格因素也解释为“投标报价”，是一种类推解释，超出了法条文义的射程，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或许有观点认为，串通技术参数同样恶劣。但从实质的法益侵害来看，它的危害性与串通价格有显著区别。如果投标产品最终满足了招标方的实际需求，且中标价格本身是合理甚至较低的，那么这种行为对国家、招标方造成的实质财产损失往往难以认定。实践中，有的辩护意见也指出，当事人在竞价中报价最低、质量标准最高，社会危害性极低。刑法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应当聚焦于对招投标制度核心——价格竞争机制的破坏行为，而非将所有程序瑕疵一律犯罪化。
刑事辩护的关键：穿透形式，审视实质
我分享这些，并非鼓励任何违规操作。任何违反《招标投标法》的行为，都可能面临行政处罚，这是毋庸置疑的。我想强调的是，刑事辩护的价值，正是在于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防止当事人因对法律的理解偏差而承受不应有的刑罚重压。
面对涉嫌串通投标罪的指控，辩护的核心思路往往在于两点：一是审查行为是否符合“串通”的构成要件，是多个独立主体的共谋，还是单一主体的操控？二是进行实质的法益侵害判断，当事人的行为究竟给招标人、其他投标人造成了怎样的具体损失？国家、集体的财产利益是否实际受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无罪辩护的空间就真实存在。
刑事案件最复杂的往往不是法律条文本身，而是在具体事实与抽象规则之间找到那条正确的边界。如果你或家人正面临类似的困扰，感到迷茫，不要独自焦虑。你可以先把基本情况告诉我，我帮你从专业角度分析一下，当前案件的争议焦点在哪里，哪些是对当事人有利的辩点。把事情理清楚，是应对所有法律问题的第一步。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