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份检察院的学术文章，里面讨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两个人互相告对方，警察先办了A告B的案子，那当B反过来告A的时候，还是同一个警察来办，这合适吗？
这个问题，在现实中其实并不少见。比如两个生意伙伴闹翻了，一方先报警说对方职务侵占，警察立案侦查了。没过多久，另一方也整理材料，反告对方同样涉嫌职务侵占。这时候，如果前后两起案件都由同一个办案民警负责，很多当事人心里就会犯嘀咕：这位警察会不会因为办过前一个案子，心里已经有了偏向，没法再公正地处理我的控告了？
这种担心，法律上称之为对侦查人员“中立性”的合理怀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种“相互控告”型案件里，关于“回避”的那些事儿。
“身份关系”的隐形门槛：为什么传统标准可能失灵
我们通常理解的“回避”，是警察和当事人有亲戚、朋友关系，或者收了谁的好处，那肯定得避嫌。法律上这叫“身份-利益”的二元标准，很直观。
但在两个人互相告来告去的案子里，情况就复杂了。办案民警很可能跟双方都不认识，也没收过任何一方的好处。从传统的“身份-利益”标准看，他似乎没有回避的必要。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他虽然没有静态的“身份关系”，却因为办理前一个案子，和当事人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办案关系”。
我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裁判，刚吹完上半场A队对B队的比赛，下半场突然两队角色互换，攻守易形，还是由同一个裁判来吹。即便这个裁判主观上想保持公正，但上半场形成的对某些球员“犯规多”或“表现好”的印象，很难说不会下意识地带入下半场的判罚中。这种因为“办过你的案子”而产生的潜在影响，心理学上有个词，叫“证实性偏差”。
“证实性偏差”：看不见的偏见如何影响案件
“证实性偏差”是个心理学概念，简单说，就是人一旦对某件事形成了初步看法，就会倾向于寻找支持这个看法的信息，而忽略那些相反的证据。
把这个概念放到相互控告的案件里，就非常具体了。警察在办理“A告B”的前案时，他的工作目标就是侦查B是否构成犯罪。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了大量指向B可能“有罪”的信息，自然而然地会建立起一个“B是嫌疑人，A是受害人”的认知框架。
当角色反转，轮到“B告A”时，虽然案件性质可能一样，但当事人的身份完全调换了。这时，要求同一位警察完全抛开之前对A（前案受害人）和B（前案嫌疑人）的固有印象，像处理一个全新案件那样保持绝对中立，这在人性上是极大的挑战。他可能会不自觉地弱化寻找对A不利证据的动力，或者对B提供的证据抱有过度的怀疑。
法律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风险。比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就规定，参加过同一案件侦查的检察人员，不得再承办该案的审查逮捕、起诉工作。这就是为了防止前期侦查形成的预断，影响到后续的公正审查。这个原理，在侦查阶段内部，其实也同样值得警惕。
如何判断该不该回避？几个可以观察的“信号”
那么，作为当事人或者家属，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判断这位警察是否应该回避呢？虽然最终决定权在司法机关，但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去观察和主张。
首先，看办案过程有没有“双重标准”。比如，在前一个案子里，对当时的嫌疑人（现在的控告人）调查得很积极，各种侦查措施用得很足；但到了后一个案子，对现在的嫌疑人（之前的控告人）就拖拖拉拉，该立案不立案，立案了也消极侦查。如果这种差别非常明显，且没有合理的解释，这就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信号。
其次，看办案人员有没有表现出不公正的倾向。这不是指主观上感觉“他对我态度不好”，而是有一些客观的言行。比如，对你提交的证据材料明显敷衍，对你的陈述不耐烦，或者在言语中流露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情或认可。这些细节，都可能成为申请回避的合理理由。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案件的对抗性有多强。如果两个人控告的是基于同一笔钱、同一件事，事实完全对立，属于“非此即彼”的关系。那么，同一个侦查人员要同时在心里构建两套完全相反的事实模型，并且保持绝对中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申请其回避的理由就更为充分。
刑事案件，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基石。一个让人产生合理怀疑的程序，即使结果正确，也难以让人信服。对于相互控告这类特殊案件，当事人和律师更需要关注程序是否正当。如果你正面临类似的困境，对办案人员的公正性存有疑虑，重要的是不要只是自己担心，而是要把这些具体的观察和理由，通过合法途径提出来。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