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们公司是在骗人。”
这句话出现在一份当事人签了字的笔录里。去年，我们团队处理过一个年轻人的案子，他在一家贷款中介公司工作了几个月，负责前端联系客户。后来公司因涉嫌合同诈骗案发，他也被刑事拘留了。在律师介入并成功为其取保后，案件移送到检察院。一看卷宗，问题就出在这份笔录上。
据他后来向我们回忆，当时刚被抓，脑子一片空白，侦查人员让他签什么他就签什么，根本没仔细看内容。可白纸黑字的笔录，却成了指控他“明知故犯”的最有力证据。这个案子，最终在检察院阶段争取到了不起诉决定。过程里，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拿出来聊聊。
第一个辩护要点，是直面“笔录与事实不符”的矛盾。
很多当事人和家属有个误区，觉得签了字的东西就改不了了。其实不是这样。司法实践中，言词证据本身就需要其他证据来印证。像这个案子，当事人小王（化名）的工作内容非常单一，就是打电话、邀约客户，至于客户到公司后，同事用什么方法、以什么名义办理贷款，他并不直接参与。他的收入也仅仅来源于前端邀约的提成。
这些客观情况，和他那份“对诈骗流程熟捻”的笔录内容是存在明显矛盾的。我们当时向检察院重点指出了这一点：一个只做了几个月、岗位边缘的新员工，是否真的能清晰掌握整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模式和所有细节？这份在紧张状态下形成的笔录，其真实性、自愿性是否需要打个问号？辩护的意义，有时候就是把问号清晰地摆在办案人员面前。
第二个辩护要点，是把“情节到底有多轻微”说透。
光指出矛盾不够，还要用事实构建出一个“情节显著轻微”的画像。我们主要从四个维度来梳理：
一是工作时间短。小王入职时，这个公司已经运作大半年了，他实际在岗只有几个月，主观恶性的积累时间有限。
二是涉案金额与作用。他个人涉及的金额是一笔不算太大的数目，在整个团伙庞大的犯罪总额中，占比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经过梳理，真正因为他前端行为而产生财产损失的被害人极少。
三是主观认知的模糊性。他曾因为觉得公司模式奇怪，私下问过主管，得到的答复是“没问题，按流程做就行”。这种来自上级的“权威”保证，确实会削弱一个底层员工对行为违法性的判断。
四是明确的从犯地位。他就像一颗螺丝钉，不参与核心骗贷环节，不接触关键资金，获利也远低于主要人员。把这些点串联起来，一个“作用小、危害轻、认识浅”的形象就立体了。这比空喊“他是从犯”要有力得多。
第三个辩护要点，是跨越“不起诉的真正门槛”——退赃。
不少符合条件的案件，走到最后，不起诉的一个现实前提就是退出违法所得。这对很多当事人来说是个难关。就像小王，得知可以不起诉时，既兴奋又发愁，因为他一时拿不出那笔钱。
这时候律师的工作就得更进一步。我们向检察官客观说明了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他不是不愿退，而是需要时间筹措。幸运的是，检察官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宽限。几周后，小王凑齐了钱款，全部退缴，随后检察院依法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拿到决定书那天，他说感觉背了很久的一座大山终于卸下了。我理解那种感受。刑事案件的压力，没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它关乎自由，更关乎一个人未来的轨迹。
回头来看这个案子，它提醒我们两件事。对当事人而言，面临讯问时，务必看清笔录再签字，紧张不是盲目签字的理由。对辩护而言，在侦查初期就厘清当事人在团伙中的真实角色和作用至关重要，这直接决定了后续是作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的策略选择。
刑事案件的结果，往往由无数个细节决定。一份有疑问的笔录，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从犯情节，一次有效的沟通，都可能影响最终的走向。如果你或家人正面临类似情况，对案件性质、个人责任感到困惑，不清楚该怎么应对，可以先跟我说说情况。我帮你分析一下，眼下最需要聚焦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