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份判决书里写着“用于履约的款项”，这几个字让我想了很多。办案子久了，发现很多当事人和家属，甚至部分同行，对诈骗罪金额的认定都存在一个误区：好像只要钱转出去了，不管对方后来怎么用的，这笔钱就铁定算诈骗数额。
其实不是这样的。尤其在涉及项目合作、委托办事这类有履约过程的案件中，法律逻辑要复杂和精细得多。今天，我想结合几个案件，聊聊诈骗罪里一个很关键但常被忽略的问题：那些嫌疑人为了履行承诺而实际花掉的钱，到底该不该从指控的诈骗总额里扣除？
一、 从“退钱不追责”到“花钱应扣减”
我们先从一个更基础的法律共识说起。你可能不知道，在诈骗类犯罪里，法律其实鼓励嫌疑人主动弥补过错。最高人民法院有过明确的意见：在诈骗罪中，如果嫌疑人在案发前，主动把骗到的钱还给了被害人，那么这笔已经归还的钱，通常就不会再计算到他的犯罪金额里。
道理很简单，这既是为了给被害人及时挽回损失，也给嫌疑人一个改过、补救的机会。一个很典型的逻辑是：举重以明轻。
连那些嫌疑人已经非法占有、揣进自己口袋的钱，只要案发前还了，都可能不被计入犯罪金额。那么，对于那些嫌疑人从一开始就没想自己独占，而是实实在在想拿去办事、履行约定的钱，就更没有理由算作他诈骗的数额了。
我团队之前接触过一个类似的咨询。外省有位李总，因为夸大了自己的人脉关系，承揽了一个他实际上很难独立完成的工程，并收取了合作方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后来项目黄了，合作方报警说他诈骗。在梳理案情时我们发现，李总收取的这笔钱里，有相当一部分确实用于租赁场地、雇佣前期人员和购买部分材料，这些都有票据和证人能证实。
这种情况下，辩护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坚决把这部分“用于履约的支出”从指控金额中剥离出来。因为这部分钱款的流向，直接关系到对他主观意图的判断。
二、 关键不在“怎么说”，而在“钱怎么花”
这就引出了诈骗罪认定的核心：非法占有目的。这个词听起来很抽象，但在实务中，判断标准往往非常具体——重点不在于签约时他吹了多少牛、夸了多大的海口，而在于他拿到钱之后，到底用这笔钱做了什么。
法院在判断时，会仔细审查资金去向。如果钱一到手，立刻被用于个人挥霍、赌博、偿还个人债务，或者直接转移隐匿，那非法占有的目的就非常明显。反之，如果这笔钱被用于支付与约定事项相关的租金、工资、材料款、中介费等等，那么即便事情最终没办成，也很难直接断定他一开始就想非法占有这笔钱。
商业合作本身就有风险，世上没有包赚不赔的买卖。一个理性的投资人，也应当预见到合作可能失败。如果仅仅因为项目失败，就把所有投入都归结为对方的诈骗，这实际上是将正常的商业风险转嫁成了刑事责任，对嫌疑人是不公平的。
我记得之前分析过一个公开案例，北方某城市的一位当事人，谎称能帮人解决工作调动，收了一笔钱。但调查发现，他确实把这笔钱中的一部分，拿去请托了另一个自称“有关系”的人去运作。虽然事情没办成，中间人也把钱退了（虽然没全退给被害人），但法院最终还是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具有非法骗取财物的主观故意，因为他的确为了履约而有实际支出和行动。
这个案例清楚地表明，司法机关在区分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时，“是否将钱款用于履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考量因素。它为辩护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空间。
三、 给你的几点实在话
所以，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面临类似的指控，觉得“事情没办成，收的钱就算诈骗”，那一定要重视对资金去向的梳理。这往往是厘清案件性质、争取最有利结果的生命线。
首先，要尽全力收集能证明资金用于履约的证据。比如，转账给第三方（如供应商、中介）的记录、相关的合同或协议、沟通商议的聊天记录、甚至是证人证言。这些证据能拼凑出钱款的真实流向。
其次，要理解时间窗口的重要性。从被刑事拘留到案件移送检察院，这期间是厘清事实、固定对当事人有利证据的关键阶段。很多影响案件定性的细节，如果等到开庭时才想起来争辩，效果会大打折扣。
刑事案件，最让人焦虑的往往不是法律条文本身，而是在信息不全、内心恐慌时做出的错误判断。诈骗罪，特别是涉及经济往来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数额多与少的界限，常常就隐藏在资金流向和主观意图的细节里。
如果你现在对案件的定性或金额认定充满困惑，不确定哪些支出可以被主张扣除，不妨先把基本情况整理一下。作为律师，我的价值就是帮你从纷杂的事实里，找出那条最有利的法律路径，告诉你当前最应该着力准备的是什么。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