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份判决书里写着这样一段话：“被告人按日收取固定报酬，对上游犯罪具体内容几乎不知情，参与程度低，不构成共犯。”这句话让我沉思了很久。很多当事人找到我时，也常常带着类似的困惑：我只是帮忙看了几天设备，怎么就成了犯罪？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个看似复杂，实则离我们很近的罪名里。今天，我想结合一个真实的判例，聊聊这个罪名的核心逻辑，以及如果家属遇到类似情况，可以从哪些角度去理解、去应对。
不构成诈骗共犯，不等于没有责任
这个案子里，几位当事人做的事很简单：有人通过网络联系他们，让他们帮忙看管和运行一种叫“络漫宝”的设备，每天支付一笔固定的报酬。他们买了设备，插上电话卡，调试好，然后为了“安全”，开车在不同城市之间移动。短短几天，上游犯罪分子利用这些设备拨打了数百个诈骗电话，发送了大量短信。
法院最终的判决，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界限：他们没有被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为什么？因为从现有证据看，他们和上游诈骗者之间，没有事先的共谋，拿的是“日结工资”，不参与诈骗金额的分成，对整个诈骗活动的具体内容也知之甚少。在法律上，这种松散的、工具性的联系，还达不到“共同犯罪”那种紧密的程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事。法院认定他们构成了另一个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关键点在于，他们“应当知道”自己提供的通讯技术支持，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这个“应当知道”的判断，不是凭空猜测，而是基于他们的行为：比如，为什么要开车四处转移、躲避检查？这种异常的行为模式，恰恰成为了推定他们主观上“明知”的重要依据。
从判决中，我们能找到哪些辩护的着力点？
对于已经涉案的当事人和家属来说，这个判决其实指明了几个非常具体的辩护方向，这比空洞地喊“冤枉”要有用得多。
第一，是尽力切割与上游犯罪的“利益捆绑”。这个案子里，法院特别强调了当事人收取的是“固定报酬”，而不是按诈骗成果分成。这在辩护时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如果能通过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清晰地证明当事人获得的只是劳务性质的费用，与上游犯罪的违法所得没有直接比例关系，就能有力地反驳“共犯”的指控。
第二，是对“主观明知”的辩护。法院认定“应当明知”，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开车转移的行为。反过来想，如果当事人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确实被蒙蔽，或者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设备是被用于合法用途，并且没有采取这类明显的规避监管行为，那么“明知”的认定就可能存在争议。当然，这需要扎实的证据支持，而不是空口白说。
第三，是抓住一切法定的从宽情节。这个案子里，当事人到案后如实供述，家属积极退缴了部分违法所得，这些都被法院明确列为从轻处罚的情节。我经常和当事人家属说，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配合调查、积极退赃、争取认罪认罚，这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切实影响最终结果的具体行动。
一些容易被忽略，但至关重要的细节
除了定罪量刑，这个案子还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一是法院将当事人用于转移的车辆，认定为“不是为作案准备的工具”，依法予以返还。这提醒我们，在辩护中要严格区分真正的犯罪工具和日常的生活用品，对于后者，完全可以依法提出返还的申请。
二是，本案的当事人最终都被判处了实刑，法院没有采纳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这传递出一个信号：对于帮信罪，虽然刑罚本身可能不重，但像这种“开车流动作案”、明显有意规避侦查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判处实刑的可能性会增大。这提醒我们，在评估案件风险时，行为模式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帮信罪现在已经成为常见罪名，很多人像这个案子里的当事人一样，最初可能只是觉得“帮个小忙”、“赚点快钱”，却不知不觉踏入了法律的雷区。法律不会因为一句“我不知道具体在骗人”就完全免责，它关注的是，一个正常人处在你的位置，根据你所做的事情和行为，是否“应当知道”可能存在的风险。
如果你或家人正面临类似的情况，感到迷茫和无助，请不要慌乱。刑事案件最怕的，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当前最重要的是先把情况理清楚，看看证据链条卡在哪里，法定的从宽机会有哪些。你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我帮你分析一下，现阶段最值得做、也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