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该条文从正面概括了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三项基本要件，既是私法自治的保障，也是国家干预的边界。
行为能力是民事主体参与法律交往的资格门槛。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独立实施法律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一律无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则仅能在法定范围内独立为有效行为。这一要件的功能在于保护意思能力欠缺者的利益，体现了法律对弱者的倾斜保护。
意思表示真实被誉为“私法自治的灵魂”，然而其规范地位在比较法上颇为罕见。德国民法及深受其影响的日本民法中，均无将意思表示真实正面规定为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一般条款。这一规范在实践中面临一个根本困境：法官依据什么判断意思表示真实？原告无法自证其意思表示真实，被告亦难以反证。
学界多从反面将“意思表示不真实”限缩解释为意思表示的瑕疵形态（如欺诈、胁迫、重大误解、通谋虚伪表示等），从而将正面要件转化为反面审查逻辑。例如，在蒋某诉陈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实为借款担保，并无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法院据此认定该行为属于通谋虚伪表示，合同无效。第146条正是从反面贯彻了第143条第（二）项的要件要求。
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共同构成了国家干预私法自治的制度工具。深圳“遗赠同居保姆案”中，刘某在未与妻子离婚的情况下与保姆同居，并将三套房产遗赠给后者，二审法院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判决遗赠行为无效。这一裁判清晰地表明，公序良俗不仅是道德评判标准，更是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法律红线，它将道德伦理规范引入法律适用，补充了成文法规定的不足。
《民法典》第143条构建了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三重门槛。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效力并非正面逐项审查三项要件是否具备，而是从反面排查是否存在导致要件缺失的瑕疵事由，只有在不存在任何效力瑕疵事由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行为有效。条文所承载的，正是保障交易安全、维护社会伦理、尊重个体自由三重价值的动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