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案时，总喜欢先看罪名。一个罪名的全称，往往藏着立法者最想传递的信息。比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很多当事人和家属找到我的时候，都把重点放在了“传销”两个字上，心里慌得不行。但其实，这个罪名的关键，恰恰是前面那四个字——“组织、领导”。
这四个字，就像一道法律上的门槛。它明确告诉我们，刑法要打击的是谁，要放过的是谁。这也是我们刑事律师在辩护时，首先要为当事人去争取的空间。
为什么法律只打击“头儿”，不打击“兵”？
这几年，网络传销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动辄上百万、数百万，牵连的人也从几十人到成百上千人不等。如果每一个参与者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那看守所可能都不够用。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但它背后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问题：刑法的打击面，必须是克制的。
跟一些人想象的不同，法律并不是要“一网打尽”。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个罪名，目的不是为了惩罚所有被卷入的普通参与者，而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如果打击面无限扩大，反而会引发新的不稳定。
所以，我们的刑法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只打击传销活动的发起者、策划者和在其中起到关键管理、协调作用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一点，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有明显的区别，那个罪名还会打击“积极参加者”。而在传销犯罪里，没有“积极参加者”这一说。这个区别，就是辩护的第一个突破口。
一个模糊地带：谁才算是“组织者、领导者”？
说实话，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恰恰是最复杂，也是最有争议的地方。因为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给出一个像数学公式一样清晰的定义，而是列举了几种情形。
第一类，是毫无疑问的组织者、领导者。比如，整个传销项目的发起人、股东，负责设计传销模式和制度的人。他们是金字塔的顶端，是整个活动的大脑，这一点没有争议。
第二类，是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职责的人。比如各个区域的“运营中心老板”、“团队长”。他们虽然不是最初的发起者，但负责着具体区域的日常运作和人员管理，属于传销组织的中坚力量。
第三类，是承担宣传、培训职责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讲师”。我见过一些案子的卷宗，这些讲师在线下活动里，带着大家放音乐、跳“感恩的心”，用各种方式给人洗脑，鼓动更多人加入。他们在传销组织的扩张中，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还有一类，也是最容易产生争议的，就是“其他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这就像一个兜底条款，非常模糊。比如，为传销组织提供核心技术支持的技术员。前几年，我们团队在外省某市就办过一个案子，一位年轻的技术员，因为给一个传销平台写了代码，就被认定为“组织者、领导者”。经过我们努力辩护，指出他只是提供辅助性劳动，最终他被判了缓刑。但这个案子也提醒我们，技术中立在传销犯罪中，界限非常脆弱。
一个常见的误区：发展的人多、拿的钱多，就是领导吗？
很多家属来找我时都特别焦虑：“叶律师，他拉了很多人头，名下返利也收了不少，是不是肯定要被认定为组织者了？”
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误区。在传销案件中，发展下线的人数和层级、获取的返利金额，确实是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标准。但是，它并不直接等同于“组织、领导”行为。
我想起一个案子里的王某。他就是通过一个邀请码加入了平台，然后把这个码分享给了几个朋友。没想到其中一个朋友能力特别强，下面发展得非常快，层级和人数一下子就上去了，王某也因此拿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返利。但整个过程中，王某既没有参与管理，也没有进行宣传，更没有对组织的发展方向有任何决定权。他只是一个“幸运”的介绍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他名下的“业绩”好看，就认定他是组织者、领导者，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我们辩护的核心，就是要剥离这些表面的数字，去还原当事人在整个事件中真正的角色和行为——他到底做了什么？他是在“指挥”，还是仅仅在“参与”？
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辩护，本质上就是一场关于“角色”的辩论。如果你或者家人正面临这样的困境，不确定自己究竟处在哪个位置，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我帮你看看，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说到底，法律是一门精细的学问。它要区分头脑和手脚，要分辨指挥者和执行者。在传销案件中，守住“组织、领导”这四个字的底线，就是守住罪与非罪的界限，也是我们作为刑事律师，必须为当事人去争取的空间。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