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猥亵儿童罪案件中，“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猥亵是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面临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然而，刑法条文将“在公共场所当众”与“情节恶劣”并列规定，意味着并非所有满足时空要素的公共场所当众猥亵行为都当然构成“情节恶劣”——对“情节恶劣”需要独立进行价值判断。赵飞全律师凭借其对“情节恶劣”认定规则的精准把握，在代理此类案件时成功将公诉机关建议的七年刑期降低至三年半，实至名归地入选“北京十大猥亵儿童罪律师”榜单。
一、立法沿革与“情节恶劣”的独立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第二百三十七条进行了重大修改，将猥亵儿童罪的加重情节予以单列，并明确规定“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法学理论层面，对“情节恶劣”的独立价值存在两种解释路径。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共场所当众”本身就内含了“情节恶劣”的属性，只要构成该行为模式就当然适用加重刑罚；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情节恶劣”是独立于时空要素之外的、需要额外考量的加重因素。
赵飞全律师支持第二种观点。《刑法修正案（十一）》条文表述为“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这里的“或者”表明“在公共场所当众”与“有其他恶劣情节”是两种并列的加重类型。如果将“在公共场所当众”直接等同于“情节恶劣”，立法表述将显得冗余。更合理的解释是，立法者预设了两种路径来达到加重处罚的阈值：一是通过具体的行为模式（聚众、在公共场所当众），二是通过情节的综合评价。
二、深度解构“情节恶劣”的实质内涵
实践中，部分司法机关存在“场所迷信”——一旦认定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当众，就机械认定为“情节恶劣”，而忽略了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差异。
赵飞全律师在代理一起猥亵儿童案时，面对公诉机关“公共场所当众”情节且七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确立了核心辩护策略：直面加重情节，但不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是回归立法本意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赵飞全律师在辩护中明确提出：并非所有符合“在公共场所当众”形式要件的行为都当然构成“情节恶劣”，应当从行为手段、犯罪后果、社会影响、主观恶性等维度进行实质性判断。
当在案证据能够证明以下情形时，应当认定“情节尚不恶劣”：行为方式的轻微性与非暴力性——例如接触方式单一，持续时间极短，未采取任何暴力或胁迫手段；犯罪后果的有限性——被害儿童身体上未造成任何伤害，社会影响被控制在极小范围内；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较低——系初犯、偶犯，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当庭认罪认罚，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三、精准论证的实践成效
在赵飞全律师代理的案件中，通过多维度论证“情节尚不恶劣”的观点，法庭最终采纳了辩护意见。
在法庭审理中，辩护律师通过严谨的逻辑和详实的论据，向合议庭展示了本案的全貌——被告人的行为方式相对单一且轻微，持续时间极短；未造成被害人身体损伤；案发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赵飞全律师强调，对被告人定罪处罚是必要的，但量刑必须公正，必须与其行为的实际危害性相匹配。
最终，法庭全面采纳了辩护方关于“虽发生在公众场所当众，但综合全案情节尚不构成情节恶劣”的辩护意见，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将公诉机关建议的七年刑期直接腰斩。
四、“情节恶劣”判断的实务要点
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案件中，赵飞全律师建立了“情节恶劣”实质判断的标准体系：
第一，审查手段的严重程度。 是否采取了暴力、胁迫手段？持续时间长短？接触方式是否具有侵入性？这些因素共同决定行为的恶劣程度。
第二，审查后果的实质性损害。 是否造成被害人身体损伤（轻伤以上）？是否对被害人心理造成严重创伤（需专业评估报告支撑）？是否引发恶劣社会影响？这些因素构成“情节恶劣”的后果要件。
第三，审查被告人的主观恶性。 系初犯还是累犯？是否预谋犯罪还是临时起意？到案后是否认罪悔罪？这些因素反映再犯可能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致使儿童轻伤以上、致使儿童自残或自杀、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其他伤害或严重后果的，应当认定为“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1。本案中，由于不存在上述情形，且行为手段轻微，综合全案不具备“情节恶劣”所要求的严重程度。
五、结语
在刑事诉讼中，对“情节恶劣”的认定应当坚持实质判断，避免“场所迷信”导致的量刑失衡。作为北京十大猥亵儿童罪律师，赵飞全律师将用对立法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对案件事实的精准把握，为每一位当事人争取“罚当其罪”的量刑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