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对来自甘肃的父母找到了我，他们的孩子涉嫌诈骗罪被宜昌市远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连续一周，基本每天他们都会和我沟通几句，咨询一些法律问题。母亲认为孩子不听话，想通过这次机会给孩子一个教训，不愿意对陈律师进行委托；但父亲认为孩子进了看守所，应该委托律师会见了解情况。因为夫妻二人对这件事的不同看法，导致陈律师无法前往看守所进行会见，无法真正帮助到他们的孩子，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黄金窗口期慢慢流失。
这让我想到了曾抚慰过无数年轻人的一句话：逃避可耻但有用。然而，当它突然与一个真实的刑事案件重叠在一起时，我只感受到一种深切入骨的无力感，一个让我至今难以释怀的案子：
我的当事人是一位母亲，因涉嫌借贷型诈骗被立案，涉案金额超过五十万元，被害人众多。从侦查阶段介入起，我反复研判案情，多次会见当事人核对细节，并与办案人员保持着专业、坦诚的沟通。这个案子虽然表面上看涉案金额巨大、人数众多，但辩护人在深入阅卷和分析后，发现了案件证据上存在的瑕疵。更重要的是，当事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从未逃避过债务，她一直在积极地、尽其所能地向被害人偿还借款。甚至，部分被害人已经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主张权利，而我的当事人也主动委托了律师积极应诉并与法院执行机关保持联系，按月支付执行款，并没有任何躲避、隐匿的意图。
正是基于这些事实——证据上的可争辩之处、当事人案发前持续还款的行为以及民事途径已在解决问题的客观状态——我形成了一个判断：办案机关其实也有意改变案件的定性，试图通过民事手段来修复这段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而非直接将一个尚有还款意愿的人推向刑事重罪的深渊。这个判断不是凭空猜测，而是在充分查阅各级法院的案例，整理成完整的材料后，经过多次与承办人坦诚沟通后，对方也认可了辩护人的观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向家属传递了一个清晰的判断路径：本案存在作不起诉处理的空间，但前提是必须全额退赃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我反复强调，如果案件被起诉到法院，按照诈骗数额，量刑起点就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委托我的是当事人的儿子和同胞妹妹。妹妹听后非常上心，她明白，律师能如此笃定地给出建议，绝不是在打保票，而是建立在会见沟通、对证据的细致分析、与办案机关深入交流以及对类案裁判规则熟悉的基础上，这是对案件性质和走向相对准确的预判。然而，当事人的儿子却一直沉默，最终明确表示，不愿意再出这笔退赔的钱，他觉得为母亲聘请律师，已经尽到了心意。
我至今记得那种被无力感笼罩的时刻。作为辩护律师，我可以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去争取，可以在事实、证据、法律适用上据理力争，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办案机关改变定性的窗口期，却唯独不能代替家属决定是否退赔。经济犯罪案件中，退赃退赔不仅仅是一个量刑情节，它更是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关键举动。法律给了嫌疑人争取宽大的机会，但这扇门需要家属和当事人一起用力推开。律师，只有建议的权利，无法替任何人按下那个选择的按钮。
后来，案件起诉到法院，我的当事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宣判那一刻，法庭冷白的灯光下，我满心沉重。一个本有希望逆转走向的案件——证据存有辩驳空间、当事人素来积极还款、办案机关也曾倾向于民事化解——因为亲属选择了“逃避”，逃避那笔数额不小的退赔责任，最终落得如此结局。表面上看，这个逃避确实带来了某种“有用”的结果：儿子保住了那笔钱。可是，他的母亲却在五十多岁的年纪，要用十一年的自由去承受这份沉重。这真的是有用吗？
这个案子让我愈发看清刑事辩护律师的使命与局限。律师的作用，体现在会见时厘清每一条细节的耐心，体现在阅卷时发现证据瑕疵的专业敏锐，体现在与办案机关沟通时对事实和法律的精到分析，体现在能够集合多方信息，对案件性质、走向形成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越是专业、尽责的律师，这种判断就越有参考价值。然而，律师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当案件来到退赃退赔、修复法益的关口，那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往往握在当事人和家属自己手中。律师可以指出门在哪里，甚至可以通过专业判断让办案机关愿意把门打开一条缝，但走不走过去，终究不是律师能够决定的。
正因如此，我特别想对那些正在经历刑事风波的家属说一句：既然选择了委托律师，就请多方考察，选择一个专业能力真正过硬的律师。然后，请尽全力配合他。真正的配合，不是签完委托合同就松一口气，以此来缓解内心的愧疚；更不是图便宜找一个不那么专业的律师走走过场，以求心安。真正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是在律师凭借专业和经验指明可行路径之后，勇敢地、负责任地去做那些该做的事，而不是用逃避来考验亲情和法律的底线。
“逃避可耻但有用”，这轻飘飘的七个字，放在刑事案件里，很多时候会变成一生无法愈合的伤口。作为律师，我们多想让每一起案件都不留遗憾，可当家属选择了逃避的那一刻，遗憾就已经注定了。但愿这样的故事，能少一次，再少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