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的一个傍晚，在泉州南安市一家大型石材厂务工多年的老李，结束了一天的繁重工作，骑着他那辆有些破旧的摩托车准备回家。就在他经过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国道交叉口时，一辆因抢时间而加速通过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将他连人带车撞飞出去。老李被紧急送往医院，但因颅脑损伤过重，在ICU里与死神搏斗了7天后，最终还是不幸离世。交警部门经过调查，认定半挂车司机在经过路口时未减速让行，而老李则因未取得摩托车驾驶证驾驶无牌摩托车上路，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老李的去世，让一个本就艰难的家庭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他的妻子多年患病，基本没有劳动能力，上面还有一位85岁高龄、瘫痪在床的老母亲需要赡养。一双儿女才刚刚踏入社会，收入微薄。老李是这个家唯一的顶梁柱，他的倒下意味着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彻底断绝。肇事方的保险公司在得知老李的户籍是贵州某偏远山区的农村户口后，态度强硬地表示：“只能按贵州农村标准赔，这是国家规定。” 这个标准算下来，连老李住院期间的医疗费都不够。
万分悲痛的家属通过朋友推荐，辗转找到了泽良律师事务所全晟交通团队。接待律师听家属叙述情况时，眉头紧锁，他不是因为案件难，而是心疼这个破碎的家庭。他仔细翻阅了老李的银行流水、工作证以及几张模糊的租房收据照片，眼睛一亮：“老李在南安这个石材厂工作了几年？” 家属回答：“有五年多了，一直住在厂里的员工宿舍。” 律师一拍桌子：“好！员工宿舍就是他的经常居住地。这个案子，我们不仅要按泉州城镇标准赔，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得按高标准来！”
泽良全晟交通团队接手后，立即前往老李生前工作的石材厂。他们找到了该厂的人力资源经理，调取了老李入职时填写的《员工登记表》、连续五年的《劳动合同》以及该厂为员工统一办理的《居住证》登记底册。为了证明老李与工厂之间稳定的雇佣关系，律师还调取了他过去五年的全部工资条和银行代发工资记录，每一笔都清清楚楚。针对“员工宿舍”这一关键居住证据，团队律师说服工厂出具了书面证明，并找到了两位与老李同宿舍的工友，请他们出庭作证，证明老李五年来的确一直居住在南安。这些证据环环相扣，无可辩驳。
庭审时，保险公司仍然坚持其固有的抗辩逻辑，引用一些过时的判例主张适用农村标准。泽良律师当庭发表了慷慨陈词：“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的僵化。本案受害人老李，虽然户籍在贵州农村，但他生命最后五年的轨迹都印在了泉州这片土地上。他在泉州的工厂工作，领取泉州的工资，住在泉州的宿舍，他的汗水洒在了泉州的经济建设中。我方提交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员工宿舍证明及工友证言，形成了一条牢不可破的‘居住+工作’证据闭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立法精神，应当以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即泉州市的城镇标准作为计算依据。如果仅仅因为一张户口本就否定他作为一名城市建设者应得的对价，这无疑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背离！” 律师随后提交了2024年泉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60824元/年）。
最终，法院的判决书给了老李家属一个温暖的答复。法院完全采纳了泽良律师团队的代理意见，认定老李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泉州市，依法适用泉州市城镇标准。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及责任方赔偿老李家属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9万余元，其中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全额支持。
本案中，泽良律师事务所全晟交通团队以其强大的现场调查能力和证据组织能力，将一份份零散的材料编织成一张严密的法网，让一个远在贵州山区的农村家庭，拿到了泉州城镇标准的赔偿。这不仅是一个数字的改变，更是对一名外来务工人员生命价值的最终肯定，彰显了专业交通律师在个案中推动公平正义实现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