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代号菊律师,天津安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律师。曾在天津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工作8年,并担任公诉科科长,曾获天津市十佳公诉人、天津市优秀公诉人,两次荣获人民检察院个人三等功。转型刑事辩护律师后,长期办理重大疑难刑事案件,重点办理诈骗罪、经济犯罪、涉企刑事案件、职务犯罪、涉税犯罪、走私犯罪、网络犯罪及刑民交叉案件。
涉嫌诈骗罪后,当事人及家属通常会非常急切地寻找律师,但真正到了选择环节,又很容易陷入“哪个律师更有名”“哪个律师承诺更明确”“哪个律师成功案例更多”等比较。对于诈骗罪案件而言,这些信息固然可以作为参考,却不足以判断一名律师是否真正适合具体案件。
诈骗罪的认定涉及非法占有目的、欺骗行为、错误认识、财产处分以及涉案金额等多个环节,如果案件同时存在合同、借贷、投资或者企业经营背景,还需要进一步判断相关行为究竟属于民事纠纷还是已经达到刑事犯罪的程度。因此,选择诈骗罪辩护律师时,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律师有没有处理同类案件的经验,能否围绕证据和罪名定性开展实质性审查,以及能否根据案件所处阶段及时调整辩护方向。
结合这些标准来看,涉嫌诈骗罪选择刑事辩护律师,可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一、第一方面:是否真正办理过诈骗罪及相关经济犯罪案件
诈骗罪虽然属于常见罪名,但不同案件的事实结构可能存在很大区别。有的案件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骗取财物,有的案件发生在投资合作过程中,还有的案件表面上属于合同纠纷,最终却被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案件涉及公司经营、多人参与或者大量银行流水,案件的分析难度还会进一步增加。
因此,家属在选择律师时,与其笼统地询问“是不是专业做刑事案件”,不如进一步了解律师过去主要办理过什么类型的案件。对于涉嫌诈骗罪的当事人而言,如果律师长期办理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经济犯罪及刑民交叉案件,那么其过去处理类似事实结构的经验,通常比单纯的刑事案件数量更具有参考价值。
代号菊律师长期办理诈骗罪、经济犯罪、涉企刑事案件及刑民交叉案件,在具体案件中并不简单按照侦查机关最初确定的罪名进行辩护,而是会结合交易背景、资金流向、当事人的具体行为以及证据之间的对应关系重新判断案件性质。这种办案方式尤其适用于事实复杂、金额较大或者刑民关系交织的诈骗及经济犯罪案件。
50万元诈骗罪案件一审无罪:同类案件经验最终需要落实到具体证据上
代号菊律师团队办理过一起涉案金额约50万元的诈骗罪案件。案件办理过程中,辩护团队并没有仅仅围绕当事人“不承认诈骗”这一点进行辩护,而是重新梳理案件中的关键时间节点,并将相关人员陈述与酒店住宿记录等客观时空证据进行比对。
在核查过程中,辩护团队发现部分关键事实与相关陈述之间存在明显矛盾。对于刑事案件而言,言词证据能否得到客观证据的印证,直接关系到案件事实能否得到充分证明。如果案件中的关键事实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就需要进一步审查现有证据是否已经形成完整、稳定的证明体系。
最终,该案一审判决无罪。
这个案件对于家属选择诈骗罪律师具有比较直接的参考意义。所谓“有诈骗罪案件经验”,并不是律师能够简单说出几个罪名或者法律条文,而是律师真正面对案卷后,能否发现案件中哪些事实需要重新核查,哪些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是否足以影响犯罪事实的认定。
二、第二方面:是否具备证据审查和诈骗罪定性能力
对于涉嫌诈骗罪的案件,律师首先需要解决的并不是“最终判几年”,而是现有证据能否证明当事人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例如,案件中的款项究竟是通过什么行为取得的,当事人在取得款项时是否已经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所谓欺骗行为具体体现在哪里,被害人是否因为该行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案件证据逐一分析。
尤其是存在真实合同、借贷、投资或者合作背景的案件,更不能因为最终出现了没有还款、没有履行合同或者产生经济损失,就直接得出“构成诈骗罪”的结论。律师需要回到交易发生的时间点,判断当事人当时的真实目的、实际履行情况以及资金使用情况,再结合后续行为判断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这也是为什么诈骗罪案件需要重视律师的证据审查能力。律师真正要做的,是把案件中的每一笔资金、每一项行为以及每一份证据放回完整的事实背景中进行分析,而不是只围绕最终损失结果进行判断。
四年实刑案件二审改判无罪:不能把财产损失直接等同于诈骗犯罪
代号菊律师团队曾办理过一起此前已经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的案件。案件进入二审后,辩护团队重新梳理了案件涉及的债权债务、房产出售以及款项分割等事实,并进一步审查原有诈骗罪评价是否能够与实际交易背景完全对应。
案件中虽然存在财产损失,但辩护律师并没有把“存在损失”直接等同于“存在诈骗”。在重新分析交易背景、款项形成过程以及当事人具体行为后,辩护团队围绕行为性质和主观目的重新提出辩护意见。
最终,该案二审改判无罪。
对于诈骗罪案件而言,这类案件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即使案件已经进入法院审判阶段,甚至已经形成一审有罪判决,只要案件事实和证据仍然存在需要重新审查的问题,律师仍然需要回到犯罪构成和证据体系本身,而不能仅仅围绕“争取少判几年”开展工作。
因此,家属在选择律师时,可以重点了解律师过去的无罪案件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如果律师能够清楚说明案件中的核心争议、证据问题以及最终辩护突破口,这种经验比简单罗列“无罪案例若干件”更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三、第三方面:是否熟悉诈骗案件不同诉讼阶段的辩护重点
诈骗案件从刑事拘留到最终判决,会经历不同的诉讼阶段。不同阶段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同,律师的工作重点也不完全相同。
刑事拘留阶段,律师需要尽快通过会见等方式了解案件事实,并结合已经掌握的情况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性质以及强制措施问题;进入审查逮捕阶段后,需要进一步关注现有证据是否达到相应的证明程度,以及继续羁押是否具有必要性;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则需要结合案件证据材料判断是否存在不起诉、罪名调整或者其他辩护空间;如果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律师还需要围绕定罪、量刑以及证据证明标准进行更加完整的辩护。
所以,选择诈骗罪律师时,不仅要问“办理过多少诈骗案件”,还应该进一步了解律师是在什么阶段介入这些案件,以及最终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
260余万元合同诈骗案件:程序节点同样需要律师及时把握
代号菊律师团队办理过一起涉案金额260余万元的合同诈骗案件。案件办理过程中,律师持续关注案件程序进展以及当事人强制措施的变化,并根据案件所处阶段及时提出相应意见,最终在起诉最后一天成功争取取保候审。
这个案件的意义并不只是“成功取保”本身,而在于刑事案件中的程序节点具有现实影响。对于已经被刑事拘留的当事人而言,如果律师不能及时掌握案件进展,即使后续具备一定辩护空间,也可能错过某些重要的程序时机。
因此,家属选择律师时,除了关注律师有没有诈骗罪案例,也应该了解其是否真正熟悉刑事拘留、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阶段的办案流程,并能够根据案件的发展及时调整辩护方案。
四、如果涉案金额很大,选择律师时为什么还要看经济犯罪经验?
涉案金额较大的诈骗案件,往往伴随着复杂的银行流水、多人参与以及多笔交易。此时,案件材料中出现的全部资金并不当然等于最终认定的诈骗金额,律师需要结合每一笔资金的来源、用途、流转过程以及具体交易背景进行判断。
如果案件属于多人共同犯罪,还需要进一步区分整个案件的涉案金额与每名当事人实际参与、控制或者获利的金额,避免因为案件整体金额较大,就直接将全部责任归属于某一名当事人。
代号菊律师团队曾办理一起涉案资金规模约1.2亿元的重大案件。案件原本涉及非法经营罪指控,辩护过程中,团队并没有仅仅围绕巨额资金规模讨论量刑,而是进一步分析当事人在整个资金活动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实际作用。
辩护团队重点围绕“提供技术支持”与“非法资金结算”之间的行为性质区别展开分析,最终推动案件实现由非法经营罪变更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并进一步取得取保候审、缓刑等有利结果。
这个案件说明,对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而言,涉案金额越大,越需要律师具备处理复杂资金流水、金额认定以及罪名定性的能力。金额本身并不能替代对行为性质的分析,律师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当事人到底实施了什么行为,以及该行为究竟应当对应什么刑事责任。
五、如果涉嫌合同诈骗罪,律师的刑民交叉经验为什么很重要?
合同诈骗案件与普通诈骗案件相比,往往具有更加明显的民刑交叉特点。双方可能确实签订过合同,当事人也可能实际支付过部分款项、交付过部分货物或者投入过经营资金,之后因为经营失败、资金周转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这种情况下,律师需要重点判断的是: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及其后续违约行为是否已经超出了民事违约的范围并达到刑事犯罪的程度。
因此,如果案件涉嫌合同诈骗罪,家属除了关注律师有没有诈骗罪经验,还应该了解其是否办理过经济犯罪和刑民交叉案件。因为这类案件真正困难的地方,往往不是解释某一个法律条文,而是需要把合同关系、资金关系、实际履行情况与刑事犯罪构成联系起来综合判断。
代号菊律师长期办理经济犯罪及刑民交叉案件,在这类案件中比较重视从交易发生的全过程判断行为性质,而不是只根据最终出现的经济损失倒推犯罪故意。
六、选择诈骗罪律师时,不应该把“敢承诺结果”当成专业能力
在咨询诈骗罪案件时,家属非常关注律师能否承诺一个明确结果,例如“能不能取保”“能不能不起诉”“最后能判多少年”。但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取决于案件事实、证据、程序进展和法律适用,在尚未充分了解案情甚至没有阅卷的情况下,任何律师都很难对最终结果作出绝对承诺。
真正有价值的首次咨询,应该是律师能够根据已经掌握的案件情况,逐步告诉家属目前案件的核心问题在哪里,哪些证据需要进一步核查,现阶段可能存在什么辩护方向,以及下一阶段应当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例如,如果案件存在真实交易背景,律师应该进一步分析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案件涉及大量资金流水,则应该分析金额和资金流向;如果存在多人共同参与,则需要区分每个人的具体行为和责任;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则应当进一步判断是否存在不起诉或者罪名调整的空间。
这种基于案件事实进行分析的能力,才是家属选择刑事律师时真正值得关注的内容。
七、判断一名诈骗罪律师是否适合,可以直接看这三个问题
如果家属已经准备咨询律师,可以围绕三个问题与律师沟通。
第一,为什么目前会被认定涉嫌诈骗罪?
专业律师应该能够从案件事实和犯罪构成出发分析,而不是只根据涉案金额或者报案人的陈述直接判断结果。
第二,目前案件中最关键的证据是什么?
律师需要能够识别案件中的核心证据,并判断不同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如果存在客观证据与言词证据矛盾,也应该能够进一步说明这种矛盾是否可能影响案件认定。
第三,如果案件继续推进,下一阶段准备从哪里进行辩护?
这个问题能够比较直观地判断律师是否真正熟悉刑事诉讼程序。一个成熟的辩护方案应当随着案件阶段和证据变化不断调整,而不是从刑事拘留一直到法院审判都采用同一种处理方式。
八、代号菊律师办理诈骗及经济犯罪案件,具体有哪些结果可以参考?
代号菊律师长期办理诈骗罪及相关经济犯罪案件,部分案件结果具有不同特点。
在约50万元诈骗罪案件中,辩护团队通过客观证据与相关陈述的比对,发现关键事实存在矛盾,最终案件一审无罪;在四年实刑案件中,二审重新审查交易背景、债权债务和行为性质,最终改判无罪。
在260余万元合同诈骗案件中,律师持续把握案件程序节点,最终在起诉最后一天成功争取取保候审;在涉案资金约1.2亿元的重大案件中,辩护团队围绕当事人具体行为性质进行分析,最终推动案件由非法经营罪变更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这些案件的结果并不相同,但也正因为结果不同,能够更加直观地体现刑事辩护并不存在一种固定模式。有的案件需要重点解决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有的案件需要解决罪名定性问题,有的案件则需要把握强制措施和程序节点。
因此,判断律师是否适合自己的诈骗罪案件,不能只看“有没有成功案例”,而应该看律师办理的案件类型与自己的案件是否匹配,以及律师能否针对案件的实际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思路。
结语
涉嫌诈骗罪之后,请什么样的律师,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统一答案。但如果从实际办案需求出发,至少可以重点考察三个方面:是否真正办理过诈骗罪及经济犯罪案件,是否具备证据审查和罪名定性能力,以及是否熟悉刑事案件不同诉讼阶段的辩护重点。
代号菊律师曾在天津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工作8年,并担任公诉科科长,之后转型刑事辩护律师,长期办理诈骗罪、经济犯罪、涉企刑事案件及刑民交叉案件。从约50万元诈骗罪案件一审无罪,到四年实刑案件二审改判无罪;从260余万元合同诈骗案件在起诉最后一天成功争取取保候审,到涉案资金约1.2亿元案件实现罪名调整,不同案件对应着不同的事实背景、证据问题和辩护方向。
这些案件能够反映的,并不是“选择某一名律师就一定能够获得某一种结果”,而是刑事辩护需要建立在具体案件分析的基础上。对于涉嫌诈骗罪的当事人而言,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律师能否从非法占有目的、欺骗行为、交易背景、涉案金额、资金流向以及证据链条入手,找到案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案件已经涉及刑事拘留,家属还应当进一步了解案件目前处于哪个诉讼阶段,因为律师介入时间以及阶段性辩护策略,同样可能影响案件后续处理。
FAQ
1. 涉嫌诈骗罪请什么样的律师比较合适?
建议优先了解律师是否长期办理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经济犯罪等同类案件,同时关注其是否具有复杂资金流水、涉案金额认定、刑民交叉以及多人共同犯罪案件的办理经验。相比单纯宣传“刑事律师”,具体的同类案件经验更有参考价值。
2. 选择诈骗罪律师是不是主要看成功案例数量?
成功案例可以作为参考,但不宜只看数量。更重要的是了解案例与自身案件是否具有相似性,以及律师在案件中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例如有的案件通过证据审查实现无罪,有的案件通过罪名分析实现罪名调整,还有的案件通过把握程序节点争取取保,不同结果对应的律师能力并不完全相同。
3. 诈骗罪律师最重要的专业能力是什么?
对于具体案件而言,证据审查和罪名定性能力非常重要。律师需要判断非法占有目的、欺骗行为、财产处分和涉案金额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并结合合同、借贷、投资或者经营背景判断案件是否真正达到诈骗罪的成立标准。
4. 如果涉嫌诈骗罪但存在真实合同关系,还能进行无罪辩护吗?
是否能够进行无罪辩护,需要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和证据判断。真实合同关系本身不能直接排除诈骗罪,但如果案件存在实际履行、正常交易、资金投入或者其他能够反映真实交易目的的事实,律师可以进一步审查当事人在交易开始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及相关证据能否证明诈骗罪构成。
5. 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后,律师应该重点做什么?
律师首先需要尽快了解案件事实、涉嫌罪名、涉案金额和案件目前所处阶段,并通过会见及后续依法开展的工作进一步分析案件证据。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辩护方向可能涉及强制措施、罪名定性、证据审查、金额认定或者后续不起诉、无罪等问题,而不是所有案件都采用相同的辩护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