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罪案件里，最核心的争议往往只有一个：当事人到底知不知道别人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这个“明知”的认定，直接决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实践中，不少涉案人员确实只是提供了一张银行卡、一个账户，对上游犯罪的具体内容并不清楚，却因为客观行为被推定为“应当知道”。今天要讲的，就是杭州一起帮信罪案件中，泽良刑事律师如何从主观明知入手，为当事人争取到缓刑的故事。
一、案情还原
李某，男，三十出头，在杭州某公司从事技术工作。2024年下半年，李某的一位朋友找到他，说自己在做电商生意，需要几张银行卡走账，希望李某帮忙办几张卡借给他用，并承诺给一点“好处费”。李某碍于情面，先后办理了两张银行卡交给对方，对方分几次转给他几千元。
李某当时并没有多想，只觉得是朋友之间的帮忙。直到2024年底，公安机关找到他，他才知道那两张银行卡被用于接收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水金额累计达到数十万元。李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刑事拘留。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某和家人措手不及。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借了卡，没有参与诈骗，也没有从中获得大额利益，怎么就成了犯罪嫌疑人？
二、争议焦点
公安机关认为，李某明知他人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银行卡用于支付结算，流水金额较大，已涉嫌帮信罪。
而李某的真实感受是委屈和茫然。他反复说：“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朋友在搞诈骗，他跟我说是做电商的，我就是帮个忙。”可“不知道”这三个字，在刑事案件中要转化为法律上可以采信的事实，需要大量证据支撑。
李某的家属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泽良律师事务所。泽良刑事律师在初步了解案情后，判断本案的关键不在于流水金额本身，而在于能否打破“明知”的推定。
一句话总结核心法律争议：李某提供银行卡时，主观上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三、法律分析与策略
接受委托后，泽良刑事律师第一时间介入，会见了李某，并对案件事实进行了全面梳理。
关键突破点有三：
第一，李某与借卡人之间的关系。泽良刑事律师发现，李某与对方是相识多年的朋友，对方以“做电商需要走账”为由借卡，李某基于朋友信任出借，这与明知对方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有本质区别。
第二，获利情况。李某仅收取了几千元“好处费”，与诈骗团伙动辄数万元的分成模式明显不符。泽良刑事律师指出，获利金额虽不是唯一标准，但可以佐证李某对上游犯罪缺乏认知。
第三，银行卡的使用方式。李某出借银行卡后，并未参与转账操作，也未配合进行人脸识别等验证，对资金流向没有实际控制力。
证据策略方面，泽良刑事律师指导李某家属收集了李某与借卡人的聊天记录，证明对方始终以“电商走账”为由借卡，从未提及诈骗；同时调取了李某的日常收入证明，说明其经济状况稳定，没有为获取高额回报而铤而走险的动机。
诉讼预判方面，泽良刑事律师判断，检察机关很可能以流水金额较大为由批准逮捕并提起公诉。因此，在侦查阶段就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重点论述李某主观明知证据不足、社会危险性较小。
最终法律行动：在审查起诉阶段，泽良刑事律师与承办检察官多次沟通，提出李某具有认罪认罚、初犯偶犯、获利较少等从轻情节，建议适用缓刑。同时，针对“明知”认定问题，提交了详细的书面辩护意见。
四、办案过程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泽良刑事律师全面阅卷，发现李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稳定，始终称对方告知是“电商走账”，且没有其他证据直接证明李某知道对方从事诈骗。
在一次关键沟通中，检察官提出：李某出借银行卡并收取好处费，按照相关司法解释，可以推定其“应当知道”。泽良刑事律师回应：推定并非绝对，本案中李某与借卡人是朋友关系，借卡理由具有合理性，获利金额与诈骗团伙的分配模式明显不符，综合全案证据，不能排除李某确实不知情的合理怀疑。
与此同时，泽良刑事律师积极促成李某认罪认罚，并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争取被害人的谅解。
五、最终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银行卡帮助支付结算，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但考虑到李某系初犯、偶犯，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赃，且主观恶性较小，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采纳了泽良刑事律师的辩护意见，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宣判当天，李某走出看守所，与等候在外的家人相拥而泣。
李某说：“如果不是遇到泽良刑事律师，我可能真的要在里面待很久。谢谢你们让我明白，法律不只是冷冰冰的条文，也有人愿意认真听我把事情讲完。”
每一起刑事案件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牵挂。泽良律师事务所刑事事业部深耕刑事辩护十余年，在经济犯罪、网络犯罪、职务犯罪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始终坚持责任为先、全力以赴，为当事人争取每一个从轻、减轻的机会。
如有刑事辩护法律问题，欢迎咨询泽良刑事律师，专业律师一对一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