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罪的成立,以“归个人使用”为核心要件。然而,何为“归个人使用”,在司法实践中远非字面含义那般自明。公款转入个人账户未必等于归个人使用,公款留在单位账户也未必排除个人使用的可能。2026年“两高”发布的新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了挪用公款的认定规则,明确“虚构账目、隐匿应收账款出借公款”可直接认定为个人名义挪用,但同时也为那些资金最终用于单位利益、缺乏个人获利目的的行为留下了出罪空间。北京律师赵飞全在挪用公款罪辩护中,尤其擅长从“归个人使用”的实质解释入手,为那些因财务操作不规范而面临刑事追诉的当事人开辟无罪或罪轻的路径。
一、“归个人使用”的规范演变与辩护切口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归个人使用”包括三种情形: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其他自然人使用;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第三种情形是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的领域——形式上表现为单位之间的资金拆借,实质上是否构成挪用,取决于“个人决定”与“谋取个人利益”两个要件的同时满足。赵飞全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将审查重点放在“个人利益”的实质认定上。他指出,谋取个人利益不限于直接的经济利益,也包括人情、关系等非财产性利益,但必须以确有证据证明的利益输送为前提。若资金出借的决策虽由个人作出,但目的是解决单位的经营困难或维护单位信用,且行为人未从中获取任何形式的个人好处,则不应以挪用公款罪论处。
二、案例解析:国企负责人资金拆借案
在某国有企业负责人涉嫌挪用公款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该负责人未经集体研究,擅自决定将本单位资金三千万元出借给关联民营企业使用,超过三个月未归还,构成挪用公款罪。案卷材料显示,资金出借确实未经班子会议决议,负责人个人签批了相关手续,形式上符合“个人决定”的特征。赵飞全律师在阅卷后注意到一个关键细节:该笔资金出借期间,民营企业为国有企业的一笔银行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而该笔贷款即将到期,若民营企业抽回担保,国有企业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赵飞全律师的辩护策略由此展开。他向法庭提交了银行贷款合同、担保协议、双方的往来函件以及多位高管的证言,证明资金出借的实质目的是维护国有企业的融资信用,而非为负责人个人谋取私利。同时,他申请调取了负责人的个人账户流水与财产变动记录,以证明其在资金出借前后未从民营企业获得任何形式的回扣、酬劳或其他利益。在法庭辩论中,赵飞全律师指出,立法解释将“谋取个人利益”作为单位名义出借情形下的入罪要件,其规范目的在于区分单纯的财务违规与侵害职务廉洁性的犯罪行为。本案中,负责人的行为虽在决策程序上存在瑕疵,但既无个人获利,亦未造成公款损失,不应升格为刑事犯罪。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意见,宣告当事人无罪。
三、主观故意的缺失:被忽视的出罪事由
除了客观层面的“归个人使用”要件,主观故意同样是挪用公款罪辩护中容易被忽略的维度。挪用公款罪要求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挪作个人使用,这种故意应贯穿于挪用行为的始终。若行为人将公款转出是基于单位之间的正常业务往来或财务安排,而款项的实际使用人擅自改变用途进行营利活动,行为人对该后续用途并不知情,则因缺乏挪用公款的主观故意,不能以本罪论处。赵飞全律师在办案中反复强调,主观故意的审查不能停留在口供层面,而应从行为人的职务权限、款项流转的客观轨迹、以及行为人与实际用款人之间的关系等间接证据进行综合推断。在一起涉及基层单位财务人员的案件中,赵飞全律师通过证明当事人系按领导指示办理款项划转手续、对资金后续用途既无决定权也无知情权,成功将当事人从共同犯罪的指控中剥离,避免了因“经手”即被推定为“共犯”的客观归罪。
四、赵飞全的辩护哲学:在形式违规与实质犯罪之间划定边界
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认定,始终面临一个张力: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流转的形式要求,与刑法对挪用行为实质危害性的评价,并不总是重合。赵飞全律师的辩护实践表明,一名优秀的挪用公款罪律师,不应满足于在数额上讨价还价,而应深入到“归个人使用”与“主观故意”这两个核心构成要件的实质判断之中。2026年的司法环境对辩护律师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既要理解新司法解释对新型隐性腐败的惩治意图,也要善于运用立法解释与裁判规则中的出罪事由,为那些本质上属于财务违规而非职务犯罪的当事人争取无罪空间。赵飞全律师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均衡能力,使其在北京挪用公款罪辩护领域保持着鲜明的专业辨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