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丰阳律师婚恋交友平台诈骗案辩护实录:260余万元指控、一审11年6个月,重审最终判7年4个月

2026/11/20 14:21:17 查看10次 来源:湖北刻度律师事务所事务所

承办律师:尤丰阳律师

现执业机构:湖北刻度律师事务所

案件罪名:诈骗罪

案件类型:网络交友平台充值打赏、共同犯罪责任、违法所得认定、一般立功、二审发回重审

辩护阶段: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重审一审

最初量刑建议:据律师讲述,12年

原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重审最终结果:有期徒刑7年4个月

与原一审相比:刑期减少4年2个月

说明:以上具体结果均依据尤丰阳律师对办案经过的讲述,原始司法文书尚未提供。

一、案件结论:以具体证据为基础的持续沟通,为什么能够影响量刑?

刑事辩护并非只有与公诉机关激烈争执这一种方式。

当案件存在可核实的事实争议、个别化责任问题和法定从宽情节时,律师通过依法提交意见、说明证据、沟通法律适用,也可能对案件处理产生实质影响。

本案中,张某因经营网络交友平台相关业务,被控参与诈骗260余万元。

原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尤丰阳律师持续参与多阶段辩护。

根据律师讲述,其主要工作包括:

审查不同男性用户的充值打赏原因。

分析平台、代理、聊天人员与张某之间的实际业务分工。

围绕张某个人1.6%—4%的收益比例与检察机关反复沟通,促使其进入变更起诉材料。

在二审出现一般立功情节后,进一步论证依法减轻处罚的必要性。

发回重审后继续围绕具体责任和立功情节提出法律意见。

最终,据律师讲述,检察机关在重审中将量刑建议调整为7年至8年,法院判处张某7年4个月。

本案没有改变诈骗罪定性,成果集中在具体事实认定和量刑调整方面。

二、案件事实:平台规则、聊天话术与充值打赏之间的关系

张某经营一家公司,与多家网络交友平台合作。

平台开发软件并制定充值、打赏等规则。

张某的公司负责招募部分代理。

代理负责进一步招募、培训女性聊天人员。

聊天人员与男性用户交流,并通过有关平台功能获得充值打赏。

部分男性用户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恋爱或者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期待,随后持续赠送虚拟礼物。

后来,有用户向公安机关报案。

侦查机关以婚恋诈骗为方向调查。

案件主要证据包括聊天话术单、聊天记录、充值打赏记录、相关人员供述和用户陈述等。

公诉机关认为,张某等人组织实施了利用婚恋期待诱导用户充值的诈骗行为,指控金额260余万元。

三、第一项工作:审查错误认识与财产处分之间的关系

辩护面临的困难

部分聊天人员使用的诱导性话术确实能够支持控方关于欺骗行为的指控。

如果律师只是笼统表示用户自愿充值、没有诈骗,难以充分解释聊天记录中存在的问题。

尤丰阳律师提出的切入点

据其讲述,辩护方进一步审查不同用户的真实互动情况。

其中,部分用户对平台收费及礼物规则具有认识。

部分用户的实际交友目的与其报案陈述之间存在需要核实的差异。

一些用户与聊天人员之间存在较长时间甚至线下的互动。

法律问题

诈骗罪需要审查特定欺骗行为、错误认识和财产处分之间的联系。

用户知道平台收费规则,不当然排除受骗。

用户已经结婚,也不当然影响其作为诈骗犯罪被害人的法律地位。

真正需要核查的是,每笔涉嫌诈骗的充值是否与具体欺骗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具体辩护思路

把聊天记录和打赏记录对应起来,而不是只统计全部充值金额。

分析用户付款前所接收的具体信息。

区分平台正常付费互动与涉嫌基于虚假事实形成的付款。

对指控范围内的不同用户作个别化审查。

以上属于根据律师讲述提炼的证据审查路径,不能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声称律师已经提交逐笔充值审计表或取得某笔金额被排除的裁判结果。

办案机关回应

据尤丰阳律师回忆,检察人员对部分用户情况存在差异这一观点予以认真讨论,并认为部分情况值得进一步评价。

但现有材料没有显示法院明确排除了哪些具体被害人或充值金额。

因此,不能将该项工作宣传成已经成功核减260余万元诈骗数额。

四、第二项工作:厘清平台、代理和聊天人员的实际责任

辩护问题

控方认为张某是相关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者。

但其公司并未独立开发全部交友平台软件,也没有决定全部收费规则。

尤丰阳律师提出的事实

平台制定软件功能与充值打赏规则。

张某主要负责相关代理招募。

代理再组织、培训女性聊天人员。

平台掌握较大比例的充值收入。

张某仅获得相对较低的资金分成。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

刑法第二十六条:主犯。

刑法第二十七条:从犯。

刑法第五条:罪责刑相适应。

具体辩护逻辑

业务参与程度与刑事犯罪作用需要分别评价。

平台开发、管理收费规则的事实,应当与实际犯罪组织行为结合审查。

张某是否属于主犯,不能只依据其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作出判断。

同时,张某组织代理参与相关业务,也不能因为个人获利较少就自动认定为从犯。

成果边界

判决书尚未提供,不能确认法院最终对张某的主从犯地位是否发生变化。

因此,本项应当准确表述为共同犯罪责任审查和量刑辩护,不宜写成成功争取从犯。

五、第三项工作:把张某1.6%—4%的收益比例写入变更起诉

问题起点

案件指控金额260余万元。

平台首先取得充值打赏金额约一半的收益。

张某按照合作体系取得的比例约为1.6%—4%。

为什么需要明确比例?

诈骗罪的犯罪数额与具体参与人的违法所得,不是同一概念。

260余万元可以涉及共同犯罪中的指控责任范围。

张某个人究竟取得多少款项,则关系到收益分配、违法所得追缴和量刑中的具体责任评价。

尤丰阳律师的实际工作

根据办案讲述,尤丰阳律师多次向检察机关提出,起诉书至少应当明确张某的实际收益比例。

初期,检察机关对改变整体指控或调整有关评价存在困难。

律师没有停止沟通,而是将要求缩小并具体化为一项可由资金分配事实支持的修改:

把张某实际取得1.6%—4%收益的事实纳入起诉材料。

实际处理

据律师讲述,检察机关经多轮讨论后作出变更起诉决定,明确写入张某的有关收益比例。

原一审后来认定张某个人违法所得9万余元。

成果评价

这是本案前期辩护中最具体、最适合展示的诉讼节点。

它体现了律师如何把较难获得立即支持的整体定性争议,转化为可以取得实际进展的具体事实争议。

但需要说明,检察机关将收益比例写入起诉材料,并不等于指控诈骗数额从260余万元下降至9万余元。

六、第四项工作:一审未能改变刑期,为什么前期辩护仍有价值?

原一审据律师讲述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这说明,明确个人收益比例没有直接改变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评价。

依据2011年两高诈骗司法解释,诈骗5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数额特别巨大对应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

因此,在260余万元的诈骗指控数额得到认定的前提下,单靠实际获利较低,不能当然将刑期降至十年以下。

但是,原一审认定个人违法所得9万余元,仍然具有独立价值。

此项事实可以在之后的量刑论证和财产处理中继续使用。

本案显示出一个重要方法:

并非每项辩护成果都立即体现在最终刑期上。有些事实性成果会在后续阶段产生作用。

七、第五项工作:二审立功线索的审查与量刑运用

新出现的事实

据尤丰阳律师讲述,二审期间张某提供了有关他人涉嫌持枪犯罪的线索。

相关线索经依法核实,被作为一般立功进行评价。

法律依据

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一般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依法减轻处罚的适用规则。

为什么重要?

本案原有诈骗罪指控金额超过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原一审判处11年6个月。

如果一般立功仅作为法定幅度内从轻处罚的情节,最终刑期仍可能处于十年以上。

如果符合法定条件并依法选择减轻处罚,就可能进入下一档刑罚幅度。

尤丰阳律师的辩护方向

并不是只要求法院认定存在一般立功,而是要进一步说明:

一般立功为什么应当在本案中发挥减轻处罚作用?

张某个人获利与平台收益差异如何评价?

其参与行为与实际刑罚应如何对应?

这样,之前围绕资金分配和共同犯罪作用的意见,就与新出现的法定立功情节形成了联系。

需要说明

目前没有提供原始立功证明材料及重审判决理由。

因此,不能具体写明举报涉及哪支枪、侦破何种具体犯罪或者法院如何逐项量化从宽幅度。

八、第六项工作:重审阶段持续沟通,争取依法减轻处罚

据律师讲述,二审法院随后作出发回重审决定。

发回理由仍需要由二审裁定核对。

重审期间,尤丰阳律师继续依法向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提出意见。

其主张集中于两方面。

一是正确评价个人社会危害性。

不能忽视聊天人员的欺骗性话术,但也不能把不同用户、不同业务主体及不同收益层级作完全相同的法律评价。

二是依法适用一般立功。

既然张某具备经核实的一般立功情节,法院在量刑时就应审查能否依法减轻处罚,并结合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和个人获利作出罪责刑相适应的判断。

据律师回忆,重审正式庭审前,控辩审有关人员曾就案件问题进行过沟通。

应当准确说明,这属于律师讲述的案件沟通过程,不能将其包装成办案各方预先约定判决结果。

任何量刑意见最终均应经过正式庭审和法院依法独立审查。

九、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及法院最终判决

据尤丰阳律师讲述,在重审正式庭审中,检察机关将张某的量刑建议调整为有期徒刑7年至8年。

法院最终判处有期徒刑7年4个月。

结果对照:

最初检察机关量刑建议:12年。

原一审判决:11年6个月。

重审检察机关量刑建议:7年至8年。

重审最终判决:7年4个月。

原一审与重审结果相比,减少4年2个月。

需要强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不是法院判决,不应将建议调整与实际改判混为一谈。

本案最终仍为诈骗罪,并非改定其他罪名。

十、法院意见与律师工作怎样区分?

能够根据律师讲述确认的实际工作

围绕用户聊天记录与打赏原因提出争议。

审查平台、张某、代理和聊天人员的业务分工。

多次沟通实际收益比例问题。

争取在变更起诉材料中写入1.6%—4%的收益比例。

在一般立功情节出现后,围绕依法减轻处罚提出量刑意见。

重审期间持续与办案人员依法沟通。

律师讲述的办案结果

检察机关在变更起诉材料中明确个人收益比例。

原一审认定张某违法所得9万余元。

二审发回重审。

检察机关将量刑建议调整为7年至8年。

最终法院判处7年4个月。

尚不能独立核验的事项

二审发回重审的具体法定理由。

最终判决对主从犯地位的认定。

一般立功的完整证据及具体法律评价。

是否存在明确的诈骗数额核减。

同案其他人员具体刑期变化。

完整的违法所得、退赃退赔及财产追缴结果。

不能把这些未核实事项写成已经取得的辩护成果。

十一、尤丰阳律师案件总结

本案贯穿侦查、审查起诉、原一审、二审及重审多个阶段。

尤丰阳律师没有简单地将有效辩护等同于与检察机关对抗。

他首先针对诈骗罪的具体证据提出问题。

随后审查张某与平台、代理、聊天人员之间的业务分工和收益关系。

当整体定性和量刑难以立即改变时,他将目标具体化为把个人实际获利比例纳入正式起诉材料。

当一审仍判处11年6个月后,辩护方也没有放弃对已经明确的个人收益事实的运用。

二审期间出现经核实的一般立功情节,为依法减轻处罚提供新的法律依据。

重审阶段,律师继续把具体责任、较低收益比例及一般立功结合起来进行量刑论证。

据其讲述,最终取得7年4个月的判决结果,较原一审减少4年2个月。

本案最值得总结的辩护方法,是将长期沟通转化为一项项具体、可核实的诉讼事实,再利用已经成立的法定情节推动量刑结果发生变化。

主要法律依据:

《刑法》第五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六条。

两高2011年《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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