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故事，回顾2019年

　　三个故事，回顾2019年

　　我一直认为，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案件，案件也会给予我们回馈。对于以刑事辩护为主业的律师而言，我们办理案件是在改写别人的人生，但又何尝不是在书写我们自己的人生。医生定人“生死”，我们定人“生死自由”，都是千钧重担，不敢有丝毫懈怠。所以刑事律师不仅要淬炼技能，更要始终怀揣一种使命感，才能在办案的荆棘之路上不畏险阻、风雨兼程，“咬定青山不放松”。

　　每一个案件都是一个生动的故事，也是一段人生旅途。回望2019年的来路，我想分享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诈骗130万”，三次立案最终无罪

　　这个故事发生在安徽，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30岁左右的姑娘，我们姑且称她为W姑娘。W姑娘是一个瘦瘦小小，但非常积极阳光、坚强勇敢的女生。每次会见时，她清澈坚定的目光和始终挂在嘴角的笑容，都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这些通常不会来自于看守所里一个涉嫌十年以上重罪的人。

　　故事的背景很复杂，简而言之，就是2013年W姑娘的亲戚W阿姨是做生意的，她曾因资金紧张问W姑娘的婆家借了130万元，她后来因纠纷导致资金链断裂，生意破败，“负债累累”。为了不让W姑娘难做，W阿姨问好友A阿姨借130万元还W姑娘，并允诺了高额利息和短期还款。A阿姨与W姑娘通了一次电话核实情况后将130万转至W姑娘公公的银行账户。后因W阿姨无力反还借款及利息，A阿姨开始不断要求W姑娘还款，并认定是W姑娘问她借的钱，W阿姨只是介绍人。W姑娘自然拒绝还款，但熬不住A阿姨长期骚扰，只能敷衍承认并拖延，却不料被A阿姨录了音。A阿姨拿着转账记录、录音以及W阿姨出具的借条控告W姑娘和W阿姨合谋诈骗130万，公安机关于2013年、2014年两次以诈骗罪立案。因为W姑娘和W阿姨都坚持咬定，是W阿姨借钱还给W姑娘，并且在办案期间筹措钱款退还给了A阿姨，所以两次立案都未定罪，不了了之。

　　本来事情已经风平浪静，但怎料W姑娘维权意识很强，于2018年提起国家赔偿，要求公安机关赔偿130万元，一旦成功也必然将追究多名办案人员及领导的责任。国家赔偿案一审胜诉，二审裁定退回重审。在此期间，2019年，W阿姨因涉嫌虚假诉讼被拘留，随后在审讯中承认合谋诈骗的事实。公安机关遂第三次对诈骗罪立案，并通知W姑娘前去接受调查。W姑娘为自证清白，慷慨前往。后来办案人员问她“你既然来自首，为什么不如实交待?”，她说“我不是来自首的，我是来自证清白”。

　　W姑娘被拘留后，家属经同事介绍找到我为本案辩护。我经过会见和查阅案件的所有证据材料后，坚定了本案是无罪案件。但与公安机关办案人数次沟通后，意料之中，效果不佳。办案人坚称本案是典型的“借贷型诈骗”，二人合谋以W姑娘之名借款后转嫁至负债累累的W阿姨身上。办案人还让我劝说W姑娘认罪，不要无畏狡辩，公安机关不会三次办错案，此次必定判刑。于是，我确定本案的着力点不在侦查机关，关键在于能否说服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审查逮捕实际上就是对本案是否够罪的“预审”。一旦逮捕，检察院大概率会将本案诉至法院，此时公检两家合力，无罪辩护将难上加难。

　　此时，我明白，我的辩护将很大程度影响一个年轻女性的人生，一旦判刑，她将背上莫须有的“污名”并承受十年以上的重刑。为此，我仔细研究，撰写了上万字的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从证据、事实、法律、程序等层面论证本案的无罪，并收集提交了相关证据。审查批捕的检察官是公诉科科长，一名年长的女性，我们当面对案件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沟通。她表示，我的意见很准确，但现在有个我还不知道的新情况，就是W阿姨已经承认诈骗并详细说明了合谋诈骗的过程。面对新情况，我的意见并不足以说服她和检委会。当晚，我彻夜思考、研究、讨论，第二天向检察官提出了补充意见。我提出，不能排除A阿姨和W姑娘两个人都没撒谎，而是W阿姨两头骗的可能性，如果无法还原当时的通话内容，这一合理怀疑永远无法排除。随后几天，我都和检察官保持联系和沟通，尽力说服。

　　批捕期的最后一天正好是中秋佳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我盼望，也相信W姑娘能在今晚重获自由，与家人团聚。当天下午六点多，终于得到消息，检察院不批准逮捕，我松了一口气，当即向检察官表示感谢。谨慎起见，我又向公安机关办案人打电话，询问何时取保，是否需要家属配合。意想不到的是，办案人说不可能放人，他们已申请对W姑娘指定监视居住。我这才明白，他们这是决心要拿下最后的“堡垒”，W姑娘的有罪供述。月圆之夜，团圆梦碎，如此违法办案，我已是出离愤怒。

　　中秋期间，我安抚了家属，拟定了侦查监督申请书，于节后第一天递交到检察院，控告指定监视居住的违法行为。等待检察院审查处理期间，我多次向公安机关申请会见，均被推诿拖延。我和家属都十分担心，一个瘦弱的姑娘，会遭遇到什么。不久，我得到消息，公安机关再次向检察院申请批捕，莫非是拿到有罪供述了?我与检察院联系，却被告知批捕检察官进行了变更。变数不断，必须坚持，我再次与新的检察官进行沟通。胜负悬于一线，为了加码，我又向检察院申请监督，要求纠正不安排会见的违法行为。控申科科长接待了我，并告知我之前关于指定监监视居住的监督申请她们已经在处理，希望能再给检察院一些时间。

　　一周之后，公安机关办案人突然联系我，要给W姑娘办理取保候审，让家属尽快提供保证人。我知道，这个案件基本已尘埃落定，撤案也为时不远。W姑娘历经三次立案，六年时光，终得清白。

　　当天下午，W姑娘就回到家并跟我通了话。不久之后，我们就见了面，并聊起这一路的坎坷。她感激于我的专业、负责和执着，我敬佩于她的坚定、勇敢和乐观。当然，我也敬重于本案检察官的作为和担当，这是法律共同体的真正含义，源于我们对法律共同的信仰。

　　这个故事虽历经诸多曲折，却回馈我很多，丰厚了内心的力量。

　　第二个故事：走私高档手表，二审改判缓刑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又是一个外地案件，而且也是一波三折。故事的主人公是J先生，一名三十多岁的上海人。案件情况比较简单，J先生是一名企业员工，在工作之余，他喜欢倒腾二手手表，在淘宝上设立店铺，购进高档二手手表进行销售。有一次，他跟朋友一起到香港，逛了一些香港的表行，发现香港的手表价格便宜。香港某表行的老板Y某表示，可以在他这里购买手表，他找水客替J先生带进大陆，再快递给J先生。此后一年，J先生从Y某处陆续购进了数十块高档手表并出售。

　　不久之后，Y某在大陆的表行被哈尔滨海关缉私局查处，Y某等人落网。哈尔滨海关将相关线索移送上海海关，上海海关缉私局将J先生抓获。J先生被以走私普通货物罪立案，取保候审，经过侦查、审查起诉，J先生涉嫌走私高档手表50多块，偷逃税款70余万元。因为J先生购买走私手表，毕竟和Y某长期策划、实施走私的行为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存在区别，法院也希望对J先生从宽处理，希望其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罚金争取缓刑。

　　但J先生却顾虑过多且想当然了，他一方面觉得只要自己不认罪，没有有罪供述，法院就无法定罪，另一方面顾虑自己如果被判刑会对孩子有负面影响。于是，J先生一直没有认罪，他的一审律师也根据他要求一直进行无罪辩护。最终，事与愿违，J先生因为拒不认罪，对抗审查，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当庭收监。

　　面对这一结果，J先生蒙了，他的母亲和妻子也崩溃了。抱着一线希望，J 先生的妻子Q女士来到南京希望我们代理二审程序，为J先生争取改判。众所周知，刑事案件二审改判率极低，绝大部分案件甚至不需要开庭，法院在书面审查后就直接裁定驳回了。我们只能向Q女士充分说明二审改判率极低的现状，希望她慎重考虑。但Q女士表示还是希望我们尽力一试，于是我们接受了委托，由我担任J先生二审的辩护人。

　　了解基本案情后，我知道本案并非无罪案件，要想二审争取改判，我首先要明确J先生现在的态度。只有他改变态度认罪，二审才有改判甚至缓刑的基础。首次会见，没说几句，J先生已是泪流满面，没想到会因为自己的“一根筋”而轻罪重判，缓刑变实刑。他表示愿意认罪认罚，深刻反思。会见后，我和家属沟通，家属也愿意尽力筹措款项帮J先生退赃、补缴税款、缴纳罚金。

　　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一审不认罪，二审仅凭认罪认罚是几乎不可能改判从轻并适用缓刑的。除非本案认定的证据、事实存在问题，才有可能开庭、改判。

　　于是，我连续几天一头扎进数千页的卷宗材料，反复研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终于，通过大量入货、转货、出货、销售记载和快递清单的比对，我发现本案涉及的手表数量、金额确实存在证据问题。

　　我马上将观点形成详细的书面意见，提交给二审法官和检察官，并与他们电话沟通。检察官在阅卷后认为，海关核定金额的证据确实存在瑕疵，出于对被告人有利的原则，检察院可以建议核减金额。

　　虽然检察院并未认可数量问题，尚需法院判定，但我的目的已经达到。只要减少金额，本案必须开庭改判，加上J先生认罪认罚，真诚悔罪。缓刑很有希望!

　　庭审前，我多次会见J先生，对其进行庭审辅导，并保持和承办法官的沟通。因为本案是走私案件，二审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本案合议庭的审判长是上海市高院的副院长，规格很高。庭审很顺利，庭后法官也表示会先发社会调查函，再研究能否适用缓刑。

　　本以为一切顺利只需等待，没想到本案却卡在了社会调查上。法院先将委托调查函发给宝山区司法局，宝山区司法局以J先生刚搬到静安区为由，不接收J先生在宝山社区矫正。法院只能又发函给静安区司法局，静安区司法局却以J先生刚到社区，对其不了解，鉴于其一审拒不认罪，不同意接收。

　　两边都拒绝接收，法官表示她也没有办法，只能正常合议出判决了。难道之前那么多的努力都要前功尽弃，难道一封回函就剥夺了J先生多年自由。我不甘心，也不忍心，我必须坚持，哪怕机会渺茫，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能放弃。

　　我先和法官充分沟通，争取支持。法官表示可以最后再发一次调查函给静安区司法局。然后，我和静安区司法局底下司法所具体负责人反复沟通、说服，告知案件来龙去脉、J先生的个人情况以及二审法院的态度。我又和静安区司法局矫正部门反映情况，恳请重视。同时，我让家属多次去司法所，动之以情。我们都竭尽所能，期待转机。

　　也许是命运想给J先生一个机会，自助者天助之。第三天，司法所同意接收，回函法院。渡过最后的难关，终于一路顺利，2019年12月23日，当庭宣判，J先生改判三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重获自由。

　　庭后，我向法官、检察官表达感谢，相互致意。同为法律人，我想他们应该也为这份合法合情的改判感到欣慰吧。书记员告诉我，这个合议庭已经很久没改判过案件了，能改判，很难得。

　　第三个故事：走私含ODS货物近千吨，争得自首判缓刑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镇江，还是外地。故事的主人公是C总。

　　C总是一名民营企业家，经营了一家外贸企业，做出口贸易。某天，他的一个外国企业客户突然请他帮忙出口一批需要许可证的货物(限制出口)，并进行适当伪装，伪报另一种型号出关。C总知道这肯定有问题，但毕竟是老客户，要求的数量又少，就勉强答应了。从此，老客户每年都会提出两三次要求。C总以为这样虽有些违规，最多就是罚点款，却不知道这属于犯罪行为。这种货物含有OSD物质，即消耗臭氧层物质，属于限制出口的货物。C总企业的出口行为触犯了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

　　案发后，我接受委托担任C总的辩护人。首次会见时，C总才明白原来自己涉嫌的犯罪如此严重。多年来，企业走私数量已达近千吨。而根据司法解释，走私数量达到50吨，量刑就在五年以上。经我检索，走私ODS物质的案件，全国公开的判决仅有十多个。其中，判决缓刑最高的数量为300多吨，还有自首情节。而本案中，数量更大，又缺乏自首情节，争取判缓可谓难上加难。

　　但如果不争取缓刑，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就因为不懂法律、一念之差，面临五年以上的刑期。一个经营良好的民营企业就将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倒闭，企业员工也面临失业。

　　不出意外，申请取保无果，C总被逮捕。但唯一有个好消息，在审查批捕期间，检察官也觉得本案有认定自首的可能。于是，我们经过仔细研究，与海关缉私局反复沟通，提出本案中，虽然海关已掌握C总企业犯罪的线索，但此前缉私局是在另一企业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侦查中，上门了解情况，并非询问、讯问，C总主动交待了走私ODS货物的行为。二者并非同一罪名，而且，并未采取强制措施，也未进行传唤，也非抓捕行动。再加上，C总认罪态度较好，走私案件中对自首认定相对宽松。最终，海关缉私局和检察院均对C总认定自首。

　　获得自首后，C总有了缓刑的可能，但近千吨的数量还是难度很大。我向检察官提交了辩护意见，向检察院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提出限制出口货物与禁止出口货物的区别，应当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同时，恰逢两高反复强调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我整理提交了企业经营、纳税和员工的相关材料，恳请检察院予以慎重考虑，给企业一个机会。并且，经过提审，检察官也了解C总并非以走私为业的恶意犯罪，而是抹不开情面帮忙。C总堪称儒商，曾在法国求学，法语、英语都很流利。

　　最终，经过检察院研究，决定给C总取保并建议量刑三年并适用缓刑。C总一审获得缓刑，企业也恢复生机。

　　有时候，办案不仅要有法律技巧，擅于运用政策，更需要坚定不移的毅力，才能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

　　一个案件，有时不仅帮助一个人，还可能挽救一个企业。

　　对于2020年，我的规划是沉潜下来，在现有基础上往深度挖掘，做深做透每一个案件。“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希望在新的一年，我能帮助到更多的人，收获更多刑辩故事。

　　金尘

　　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