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起涉嫌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犯罪案不起诉心得

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犯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是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主要指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是电信网络的“帮凶”。2019年11月，最高检联合最高法出台《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司法认定问题。

笔者近期办理的一起帮信罪是从2022年3月份开始接受委托，历时5个多月的团队付出，案件终于取得了满意的结果，现仅就笔者在本案的办案历程作出分享，望与各位同行互相交流。

案情简介

仁某在2020年注册了一家网络服务科技公司，后将公司的对公账户提供给“某某诈骗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用以转移诈骗资金，涉案金额约五百万元，公安以仁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犯罪而立案侦查。

本案件因被害人报警而案发，仁某于3月17日被电话传唤到案，同月18日被执行刑事拘留，因疫情原因，隔离在某县隔离所。

笔者接受委托后，因疫情原因不能会见，便积极和办案民警进行沟通，了解到本案案发的原因。辩护人认为，既然有被害人，那何不换一个角度？从被害人入手，后与办案民警沟通，在仁某家属的同意下，积极向对方表明希望主动赔偿的态度，最终在办案单位、当地居委会的见证下，达成一致意见，被害人同意谅解。

在报捕阶段，辩护律师结合取得被害人谅解这一点入手，向检察院提交不予批捕律师意见，最终检察院经过全案分析，结合仁某的认罪、悔罪等态度，采纳辩护人的观点，以仁某无社会危险性，不批准逮捕。最终，本案在八月份由某县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

辩护律师意见

通过笔者团队对全案卷宗以及结合仁某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判，一致认为本案要想取得有效辩护的前提是，在仁某认罪认罚的基础上希望争取最大的利益化。笔者就本案的利与弊、是与非积极与仁某及其家属进行沟通，最终在仁某同意认罪认罚的前提下，向检察院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意见：

1.仁某案涉账户替人转账流水500余万元，并不准确

（1）500余万元流水涉嫌重复计算的问题。帮信罪中的流水计算不应该按照日常生活中的计算方式，如入账250万元，即流水就应该是250万元，而不应该将同笔款项出账的流水一并计算在内。

（2）案涉500余万元流水，仅有部分流水系通过仁某账户。经过团队仔细对对账涉案流水的逐一分析，流水显示仅有被害人的100余万元通过仁某的账户流转，其他流水均属无法查证的情形，根据存疑有利于行为人原则，则不应将该笔流水计入仁某的犯罪数额。

（3）仁某系一定程度上的“受害人”。仁某是在疫情肆虐，经济困难的前提下，通过他人的介绍无意走上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只为赚取蝇头小利。在事情的进展中，仁某发现并非如自己当初所想的那么简单，当即便想拿回属于自己的公司U盾和其他涉案材料，但因为上游的欺骗而导致未能完成，所以才造就后续仁某的账户上有如此多的流水数额。

2.无情节严重的后果

仁某积极反思自己的行为，通过其家属代为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化解社会矛盾。

3.案涉犯罪时间短，仁某系初犯偶犯，无任何违法所得。

不起诉观点

本院认为，任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并得到谅解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任某不起诉。

心得体会

即为律师，必定受人之事、终人之托。自以定位刑事辩护为专业方向以来，尤其身处认罪认罚大环境的时代，要想达到无罪辩护的效果非常困难，那有效辩护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想达初衷的效果，就要为所动，尤其跟主办机关的沟通就显得非常重要。鉴于在本案中的沟通，笔者就所思所想进行如下概括：

（1）及时沟通、有效沟通。接受当事人委托后，要第一时间与主办民警就本案的事实和所涉罪名进行有效沟通，根据所了解的信息及时了解案件情况，以助于后期提交初步的律师意见。

（2）及时通过其他渠道有效获取案件信息。疫情当下，会见尤为苦难，当不能及时会见，那么获取的信息渠道就比较难以掌握，当然除了通过民警了解，还可以就案发前是否有其他流水行为、查询银行账户等一系列蛛丝马迹来予以进行分析。

（3）时刻关注案件走向，了解报捕与批捕期限。刑事案件拘留期最长为37天，批准逮捕期间就显得至关重要，虽说只有短短7天时间，这段时间辩护律师也要有所动，可以通过前期搜集的信息，向检察院了解批捕主办检察官，并进行口头与书面上的沟通，就案件存疑以及有利点进行整理，提交书面不予批捕律师意见。

（4）类案检索，说服主办检察官。侦查终结后，案件进入检察院，辩护律师第一时间阅卷，与团队积极合作，寻找出案卷对仁某利与弊的信息。并结合前期工作，积极检索该省与本案类似的犯罪情形、金额等相似的不起诉决定文书，形成初步的辩护意见，将检索案例一并提交给主办检察官，予以释法说理。另一侧面也可以给办案检察官提供方向，间接也能影响办案检察官的心证。

结语

近年来，特别是2020年10月“断卡”行动以来，最高检发布的起诉罪名中，帮信罪已然跃至前三。在涉两卡犯罪中，要想无罪尤其困难，但因该罪呈现出数量多，取证困难的境况，这时候寻找最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策略，不失为良计。

总而言之，案件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侦查阶段就要奠定基础。司法实践中，如果想要取得不起诉或者缓刑结果，基本上都离不开案件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已经处于取保候审和非羁押状态。唯有这样，司法机关的压力也会减小，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罪与非罪已然无争，对于量刑就会结合众多因素予以考量，再经过律师的介入、沟通，检察院也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予以松动。

同时，在大辩护策略的环境下，律师介入案件已经不应再局限于就案论案，在案件事实证据本身固定的前提下，不光要立足于案件事实本身，也要跳出案件本身，考虑整个案件的影响力。从而纵观全案，来寻找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点，比如在有被害人的前提下，除了取得被害人谅解，还可以跟主办机关提出如，本案社会矛盾已经缓和，不会激发新的矛盾，苛责轻缓刑罚不会引起社会其他矛盾等等观点。这样主办机关的压力也会减小，更有利于案件取得满意的效果。换言之，律师办案除了就案论案外，还应换位思考，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来予以考量，提出观点。

做刑事辩护律师不仅可以感受到人生百态，还能体会到一份好的结果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家属的意义和价值，此种心情不言而喻。当然，笔者也唯有继续不段努力提高专业水平，不断朝着专业化方向迈进，方能实现一名专业刑事辩护律师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综上，本案能够作出不起诉决定，除了团队付出的努力，也有案件本身的特点，更有主办机关的担当，诸多因素缺一不可，才有了目前大家都比较满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