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组织卖淫怎么辩护成协助组织卖淫？

一、接到家属委托第一时间去会见了解案情，根据在案证据和检察院沟通，成功说服检察官，组织卖淫改成协助组织卖淫。

  根据嫌疑人口述和公安、检察院的沟通，检察院定罪是组织卖淫罪从犯，我根据在案证据了解到嫌疑人只是做了收款、送人、聊单、对卖淫女进行简单管理工作，

因为这个人在里面也收了不少钱，在检察院看来这属于组织卖淫的从犯，定协助组织卖淫太轻了，协助组织卖淫可能只有两年左右，组织卖淫可以定五年左右。

根据我的分析：组织卖淫和协助组织卖淫的区别不能简单看获利情况，而应该看实际做了什么事，这些事是不是组织卖淫的构成要件。

一、从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定性来区分。组织卖淫是指以招募、雇佣、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他人从事卖淫的行为，主要体现为对卖淫人员和卖淫活动的管理及控制性。而协助组织卖淫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是指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帮助他人组织卖淫的行为，所谓帮助，是指行为人为组织卖淫的犯罪分子提供某种方便。从字面来看，组织卖淫罪无论主从犯，强调的是在犯罪中的组织性；而协助组织卖淫罪是组织卖淫罪的一种帮助行为。但由于立法者把此种“帮助”行为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加以规定，它就不再是一般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

对比两个罪名的定性可知，组织卖淫罪无论主犯还是从犯，在控制他人从事卖淫的活动中，具有一定的管理性或控制性。管理性或控制性，是协助组织卖淫罪所不具备的，而恰恰是组织卖淫罪所具备的。

二、从事实与证据来判断。对比分析组织卖淫罪的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实施的不同犯罪事实，确定可以掌握的差别就是被告人是否参与管理或控制的事实。总结刑事审判中卖淫类案件的事实认定，可以清晰地捋出一条差异化的脉络，即被告人是否参与涉案卖淫人员的管理或控制行为。具体管理或控制行为可能表现为参与卖淫场所的经营或管理，或是为卖淫场所提供资金、场所，或是制定卖淫行为、违法获利分成的方式以及应对公安检查的方案；也可以表现为对卖淫人员的直接管理，召集、调配、安排卖淫人员。哪怕被告人只是在集团中担任所谓的助理，但只要负责管理部分陪侍人员，就是存在管理、控制他人卖淫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所规定的“组织他人卖淫”。只要查明被告人参与上述管理或控制行为，即可认定其符合组织他人卖淫的犯罪特征；若被告人还要自称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则法院可以认定为与查明事实不符。

三、组织卖淫罪的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最大区别。两者的区别点在于：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的分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是在参与管理、控制妇女从事卖淫的活动中发挥辅助或者次要作用；协助组织卖淫罪，则是指在组织他人卖淫的共同犯罪中实施协助活动的行为。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参与了集团犯罪中的协调管理或控制；而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在有组织的卖淫活动中，依附并受命于组织者，不具有管理行为或控制行为，更不具有组织卖淫活动的主导权和决策权。

《刑事审判参考》最高院刑事审判案例768号：

关于组织卖淫与协助组织卖淫的含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92年联合印发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两高解答》）第二条、第三条分别明确，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协助组织卖淫是指在组织他人卖淫的共同犯罪中起帮助作用的行为，如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要准确《两高解答》第三条中的“帮助作用”，必须结合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根据当前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般理解，“次要作用”和“辅助作用”在具体认定时的分别是，前者本质上是一种主行为，而后者是辅行为。虽然关于“辅助作用”的表述在刑事领域不尽相同，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使用的是“协助”，第二十七条使用的是“辅助”，而《两高解答》使用的是“帮助”，但在本质的含义上并无不同，均明显有别于实行行为的“次要作用”。基于这一分析，将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理解为帮助犯，应当是准确、科学的。帮助犯与主行为实施者即实行犯是按照分工不同划分的，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帮助犯不实施主行为。就组织卖淫罪而言，帮助所实施的行为不能是组织行为，否则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