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说理那些事

      最近一直在精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编写的《双百优秀裁判文书的形与神——裁判思路与说理技巧》（民事卷）一书。初次阅读，真是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不单单是对该书本身，更是对那些好的、精彩的判决。

      如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已经评选了七届，而《双百优秀裁判文书的形与神——裁判思路与说理技巧》（民事卷）则是将其中的第一、二、三届的优秀文书进行汇编，同时辅之以解说。该书对精选的优秀获奖文书的解说大体采用关键词、裁判要旨、简要案情、撰写心得、专家评析的编排结构，以帮助读者剖析优秀裁判文书的“形”与“神”。其中的撰写心得更是由主办法官亲自书写。通过阅读法官的撰写心得，我们能体会到法官当时作出裁判时的所思所想。如果你想读的过瘾，强烈建议扫描每个案例后的二维码以便阅读到完整版的裁判文书。

         开篇即是华章。本书第一个案例就引用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3265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的案由有三个：一、本案案由的适用及应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来确定吉日嘎拉图和克莱务公司的民事责任；二、吉日嘎拉图和克莱务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及责任的形式；三、本案中殷某某是否有过错及本案是否有减轻吉日嘎拉图和克来务公司民事责任的因素。让我感到惊艳的是该判决针对焦点，其竟然详细的将合议庭少数意见和多数意见在裁判文书中详细列明。这是我执业几年来，看到的判决中从未有过的。

在（2017）吉民再296号邱某某和参天药业（中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对于《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主办法官首先从原劳动部《条文说明》入手，从立法渊源、立法目的、立法背景出发，对“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内涵和外延、组织架构调整是否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情形，运用文字解释、限缩解释等方法，深入分析论证，最终得出更接近立法本意的裁判结论。二审法官光针对“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论理写了洋洋洒洒两千多字，让人惊叹其学识之渊博，逻辑之缜密。

         在我看来，何为“好”的判决，我认为就是说理性强、能让原被告心服口服的判决。但现实中可以称得上“好”的裁判文书实在少之又少了。有时判决书很厚，页数很多，字数也不少，可仔细一看，前大半部分主要是罗列原、被告双方的观点和证据目录、双方质证等，只是简单的文字堆砌，而后小半部分才是法院认为部分（即说理）和判决主文。太多的判决书对案件的焦点归纳不准确，太多的判决书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或论点敷衍的回复一句：“不予采纳”了，法官明显就是在应付交差，最后搞得不清不楚的，当事人怎么能没有怨气呢。

          通常案件在启动前，一个负责任的律师会事前告知自己的当事人客户诉讼的风险。也就是说，当事人对诉讼的结果往往是有预见的，包括不好的结果。这样一来，即使判决结果不好，理论上说当事人基本上是接受的。特别是一份判决书如果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都没有问题，接下来当事人往往不会上诉，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一部分案子只经过一审就结案的原因。一份好的判决书是有说服力的，是能够说服人的，是可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相反，一份漏洞百出的判决书，只会激发当事人“我不服”的倔强，甚至天然的去怀疑法官是不是被对方收买了。更恼火的是，对方的当事人也这么想。如此下去，诉讼便无休无止了。

         这些年来，党和国家确实一直在倡导增加法律文书的说理性。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强调，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为贯彻落实党的“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改革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日制定发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2024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张军院长在国家法官学院2024年秋季开学典礼暨“人民法院大讲堂”上又专门做了“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释法说理，提升司法公信”的精彩授课。裁判文书说理既是一个涉及国家宪法、法律实施乃至法治建设的大问题，也是一个被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纲要乃至中央司法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所关注的“难”问题。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法院收案数量呈现井喷式的当下，单个法官每年办案数量也在创下新高，法官很难再有时间和精力去用心作出一个完美的判决。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如何理解裁判文书说理性的重要性或许只有读过《双百优秀裁判文书的形与神——裁判思路与说理技巧》（民事卷）才能深刻体会吧，好的裁判文书它养人。